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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丧礼与丧葬习俗（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三节

丧礼与丧葬习俗

传统中国的礼制，讲究一种“生者吊”、“死者伤”，这就是说“吊”是对于生者的一种安慰，而“伤”是对死者的一种哀悼。用诗来哀悼死者，这就是所谓的“挽诗”。关于挽诗起源，一般认为始于田横义士之作，究其实，却是一种出于人心之本然。换言之，挽诗发于人心之自然，形于声音，而后合于典则。

一明宫丧礼及习俗

明代历朝皇帝的妃嫔，不论是死于皇帝生前抑或死后，都可以陪葬陵寝，或是近陵之金山，在本陵的享殿中岁时获得侑食。如南京的孝陵，是明太祖的葬陵，帝后以下得以袝葬之人，共计嫔妃40人。在北京天寿山陵区，太宗长陵有帝后以下16个妃子得以袝葬；仁宗献陵，则帝后以下有7位妃子袝葬；宣宗景陵，则帝后以下有8位妃子袝葬。以上三陵袝葬嫔妃，都是皇帝死后再殉节从葬。

按照明代制度，凡是诸王、公主夭殇，就葬在金山口。明景帝的景皇陵也不在天寿山，而是在金山口。金山口，距离西山不到十里，明代有很多妃子就葬在此地。明代皇帝，一般死后需要有后妃陪葬。陪葬不由隧道，而是列于外垣之内，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左右相列，以次而袝。但除了陪葬的妃子之外，还有一些妃子则别葬于金山，如仁宗有三位妃子，宣宗有一位妃子，英宗全部妃子，宪宗12位妃子，都葬在金山。

根据《明史·后妃传》的记载，明太祖死后，有很多宫人从死，也就是殉葬。建文、永乐时，相继给这些殉葬的宫人以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全是世袭锦衣卫千户或百户，人们称之为“太祖朝天女户”。宫人殉葬之例，历成祖、仁宗、宣宗各朝，全都如此。如宣宗死后，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全都从死。正统元年（1436）都追加赠谥。此可见当时宫嫔殉葬之例。即使景帝死后，仍然沿用殉葬之制。一般的说法，此例由英宗遗诏罢之，其后皇帝死后，才不再以宫嫔殉葬。其实，这其中还是有一个过程，应该说是历经了天顺、成化两朝，才最终废去宫嫔殉葬之制。

明代公卿士庶之家，平居无事，大多就事先造好坟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明宫之中，皇后若患病日久，病势已危，一般也预先选择山陵。其程序为：由礼、工二部委官同钦天监，选择谙晓风水官员，前往天寿山东西诸陵左右，选择相应的吉地。皇后死后，一度将殡殿定在未央宫，而哭临则在思善门。皇后死后，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定下丧仪。至嘉靖年间，又有所改变，定下新的仪注。起初所定，为皇帝素冠、素服，共12天，这是取“期丧以日易月之制意”，百官27日，这是“遵斩衰以日易月之制”。后世宗在成服三日之后，又改为黑冠、素服，并下旨，将期丧从12日减为10日。又命百官在10日之后，改为乌纱帽、黑角带、素服朝参。

明宫丧礼，显然也已经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每当皇帝或皇后初丧，每座寺庙都要敲钟三万声。究其本意，“盖佛家谓地狱受诸苦者，闻钟声即甦，故设此代亡亲造福于冥中，非云化者有罪，为之解禳也”。此事见之历朝诏旨，显然已奉为惯例。另外，在明代，无论贵贱，都为死者烧冥纸。此俗也行于宫中。

北京禁城之外、北安门里，设有一座安乐堂，永乐十五年（1417）所建，原本是作安置那些有疾病的工匠之用。其后，改为安置那些宦官与宫人。据史料记载，凡是宦官中那些秩卑无私宅可居或者无名下官可依靠之人，遇到生病将死之时，就将他们安置于安乐堂，以等待死亡。死后，敛棺，再到净乐堂焚化。净乐堂在西直门外，由太监数人掌管。堂有东、西二塔，塔有眢井，就是用来贮藏宫女、太监骨灰之所。据说，熹宗奶母客氏被笞死后，也是在净乐堂被焚尸体。至于内廷的宫人，凡是没有位秩、名号者病故，或者宫人因谴责而死者，先传达至安乐堂，再转到停尸房，换成朱棺以后，再送出火化。其中不愿火化者，也有葬地安葬，大多为太监或嫔妃所舍。正是考虑到死后会有被焚尸之忧，于是一些比较富厚的太监，在生前就预先捐资摆酒，设立诸如“老衣会”、“棺木会”、“寿地会”一类的慈善组织，以便死后会有人替他念经殡葬。

明代宫中专权的太监，大多为了自己的死后之事，选择一些吉利的葬地，称为“寿藏”，或称“寿地”。这些葬地一般都建在寺庙之侧。如太监陈矩在香山慈感庵之侧，预先卜好葬地。在塚上建一石塔，称“太极镇山塔”。墓道之前，树立一座石坊，上面有“敕葬中使神道”四字。此外，还有一座石门，上面有额，称“还一仙洞”。

从这些记载可知，太监的葬地其实已经触合了佛、道二教。

明代太监寿地主要集中在“黑山会”这一地方，距京40多里远。黑山会仅是京城一处地方的名称，并无多少传奇的“故事”可讲，也并不是像“寿地会”、“老衣会”一类的慈善合会。不过是因一些著名太监的寿地大多集中在黑山会地方，时日一久，也就慢慢演变为一处太监集中的墓葬区域。如据史料记载，万历初年的权监冯保，他的寿地就在黑山会。后冯保籍没，寿地为永年伯王伟所乞，成为王伟的“兆域”。

二民间丧礼及习俗

在明代，官员、太监、僧人死后，朝廷予以旌报，甚至由朝廷出资，替他们营葬，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赐葬”，也是为人臣者一生最高的荣誉。

僧人死后赐葬，始于正德年间。正德八年（1513），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明武宗命工部造塔葬之。当时工科给事中上奏反对，认为按照旧例，无为国师营葬之例，工部也据理力劝。但武宗不听，而且亲自下令，以使僧人赐葬成为一朝功令制度。

丧事当以哀为主。哀麻擗踊、衣表棺椁，均为哀思的表现。依据传统丧礼，人死后，丧家当有殓、殡、哭、吊、奠赙这几项礼仪。所谓殓，即盛殓死者，有“小殓”与“大殓”之别。小殓，在死的第二日举行。大殓，则行于小殓后一日。殓当根据家财，量力而行。所谓殡，即葬死者于墓，当按时而行。所谓哭，即孝子哀思，当哀而不文。所谓吊，即古代的“知生者吊，知死者哀”。所谓奠赙，奠是为了死者，而赙则是为了生者。

在明代民间，殓前有“浴尸”这一道程序。按照民间的一种说法，如果亲子能饮下替亲人尸体洗澡之水，那么死者就无入地狱之苦。

殓有大、小之分。就小殓来说，在一些士大夫家族，除了客死他乡之外，一般不用殓，只是让死者手足伸舒，巾服端正，仅此而已。如果时值炎署，大殓也不拘泥旧礼，一概变通而行。

在嘉兴、湖州一带，凡是祖、父客死他乡，棺柩一般不入室。据说，“冷尸入后，人不利也”。

至于殡，多拘于繁缛之习，以奢侈为荣。如在杭州，有一位姓王的富室，替其父举丧，丧仪繁盛，甚至请优姝“绚装前导”。

哭，原来是孝子对死者表示哀思，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所以明人有“天下哭死皆真”之说。然在嘉兴、湖州，哭死全都失真，哀痛很少。究其原因，据说“牵扯生人事多”。换句话说，死者去矣，生者却为争夺遗产而明争暗斗，无心为死者致哀，不过虚于应付而已。

吊礼在明代民间丧仪中也有变化。按照传统的礼仪，吊是为了“生者”，而哀才是为了“死者”。在明代，已非沿习古礼，而是一概对死者行拜礼，生者在旁答谢。所行吊礼，全施四拜之礼，或者接连叩头。

按照古礼，苫次不应在幕内，应当设于厅堂的侧房，亲友就在此行吊礼。在明代，嘉兴、湖州的吊礼一改古俗。孝子都在幕内面南，吊客则面北拜，主人再出幕外拜谢。如吏部侍郎诸大绶死后，张居正前去吊唁。诸大绶的儿子仿俗礼，拜于幕内。张居正大感不悦，说：“我来吊若父，诸子如何南面临我？”由此可见明代丧俗吊礼一斑。

奠、赙之礼，古所不废。在明代，民间上祭奠赙，大多过分奢侈。丧家一有丧事，就请客征礼，奠赙之物，有大盘、蜜楼、绫锦、旛幢、人物、楼阁、像生、飞走、铭旌之类。

更有甚者，丧家还实行“散孝帛孝布”的仪式，名为给他人送孝帛、孝布一类的“凶物”，让别人替己亲挂孝，实则“或以为钓取赙仪之计，赙薄则争”。正如张履祥所说：“今之吊者，重则致牲醴之奠，多陈俎豆以侈美，轻则纸钱束帛以为文。”

按照明代的制度，丧礼一般孝子守制27个月，算是“三年之期”。湖州人在终制之日，出外还是素青服，而家居则用素服。有些号称“心丧”的孝子，直至守制满三年，才穿吉服。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士大夫居丧期间，在接待客人之时，大多头戴苏巾，身穿深衣，

显然已是一种俗化的表现，在一些正统的士人看来，显然也是非礼的行为。

三民间丧葬礼俗的断动向

丧葬礼俗，无疑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如在明代，葬婴儿一般是不穿衣，并将其葬在路旁。此俗自唐代就已形成。

明代民间丧礼的变化，事实上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桴鼓相应。在尚奢风气的影响下，丧礼难免出现讲究脸面、追逐排场的倾向。有些居丧之家，甚至“张筵饮宴，歌唱戏剧，殊乖礼法”。

民间丧俗，大多循俗，不合古礼，而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已成“恶俗”者，可以列为下面几项：

（一）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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