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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民及其生活（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田赋虽重，但农民也自有其应付的办法，就是拖欠，时日一久，“道赋时有蠲赦”。所以，当时的民谣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换言之，朝廷的重赋，也并非一概而成为江南农民的负担。

表1嘉靖、隆庆以后苏州府田赋征收额

（单位：斗亩）

资料来源：袁黄《苏州府赋役议》，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76。

（二）徭役

徭役的摊派，主要来自以下两项：一是正役，二是杂役。

所谓正役，就是里甲供应。明代中期以后，里甲供应一节，已使农民不堪重负。如每个州、县里甲出役之时，官首先要收拜见银四五十两，少亦不下二三十两；正佐、首领各有等差，甚至吏书、门皂也有分例，而且还定下分派的日程。此外，再加上轮流供应买办下程、陈设、酒席与交际礼仪、各衙门油烛、六房纸札、差人盘缠之类，每月所费不下数百两银子。这么重的摊派，里长当然不能自办，势必要再往下分摊到各个甲首。“指一科十，缘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遍于通邑之民矣。”

自中期以后，徭役越发沉重。明朝人有一种说法，说“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北方杂役之多，徭役之重，确实为农民一大负担。以山东临清为例，农民从15岁一直到60岁，无岁无役。即使过了60岁，即使因疾病不能再应差役，仍须让他纳米一石，才可以免役。

民家有田二三百亩，官司就报他做粮长、解户、马头，即使田只有百亩上下，亦有别的差役承担。弘治年间，常熟人桑悦曾路过一富家，看到他碌碌置田，就戏作一口号送与他。口号云：“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檐头无人买。”

再来看河南杞县，自实行差役照地出钱，再由“游人”充当以后，使农民更困于徭役。如农民有地一顷，平时需缴纳差钱7000文，若轮当里甲，加上差钱、马价、会钱，共需交钱12200多文。而当地一亩的产量，丰年不过一斛，而租锄、牛种之费就占去一半。按照当时的粟、豆之价，50斛最多值钱8000文。可见，有100亩土地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扣去其他费用，尚不够缴纳里甲的徭役之费。

徭役太重，必然带来弃田之风，最后导致田价的低落。

（三）私租

私租租额，因田地性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明代之田，分官田和民田两种。明初，将元末兼并之家的田地没入为官，“令民佃之，皆验其私租以为税之多寡”。

可见，官田之租，完全按照私租确定，而且耕种官田的农民，事实上租与税是合一的。这就是明人所谓的“依租征税”。那么，佃耕这些官田的农民，官租也各有高下，分别有一石、九斗、八斗、七斗之别。

据顾炎武的记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仅十分之一，而为人佃作者则占十分之九。所收仅秋禾一熟，多者不到三石。这三石是按官斛计算，折成私斛，其实少者不过一石有余。但私租很重，多的达一石二三斗，少的也八九斗。佃人辛勤劳作一年，所剩不过数斗，甚至有“今日完租，明日乞贷者”。

佃农所受盘剥，尚有来自田主的大斗进、小斗出的剥削。即以安徽为例，照例所用者都是官斛，这些都是经过官方校准的量器，不能随意更改。事实上在私租的征收上，田主并未用官斛，而是采用“租秤”和“发秤”。收租时用租秤，每石达220觔；而出粜时，则用发秤，每石仅为90觔。这一进一出，每石就差130觔。

（四）高利贷

赋税、徭役甚重，再加之私租的盘剥，农民一年的收成已所剩无几，或仅供一家温饱，或不够一家的温饱。但农民的日常开支，并非仅限于饮食，其他诸如衣服或“婚丧庆会”一类的社会交往，也需要用钱。无奈之下，只好去借高利贷，

以度难关。

明人李贤、周之夔分别就河南、福建的高利贷状况作了记载。李贤对其家乡河南农民的贫困化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在地广土肥的情况下，百姓终年竭力耕作，却无“千石之富”。这是什么原因？他认为，既非“上之人侵渔”，也非“下之俗侈靡”，而是“贾人敛之耳”。

河南尚有一种叫“青稻钱”的高利贷。所谓青稻钱，就是“谷一石，熟时值银三钱，则先时仅得其半。主翁之礼钱，说合之保头，又十之二三”。

贷谷一石，最后到手的仅二三斗。周之夔的记载，则说明福建佃农已陷人高利贷与田主私租的双重盘剥之中，“收成甫毕，贫佃家已无寸储矣”。

毋庸置疑，明代农民所经受的上述这些负担，是他们贫困化的原因。但是，在明代，农民所受的教育中，也清楚地道出了一个家庭贫穷的十个因素。如明代“穷者有十”之谣云：“一要贫，学烧银；二要贫，孝空门；三要贫，好相论；四要贫，好移坟；五要贫，置宠人；六要贫，陪女门；七要贫，要宅新；八要贫，酒赌贫；九要贫，宴贵宾；十要贫，好赛神。”

显然，除了“学烧银”、“置宠人”、“要宅新”这三条很少为一般农民所犯之外，其他七条，无不都是当时农村中所广泛存在的习俗。

（五）受骗于奸者

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见识受制于一方，并不知道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已是人心奸伪。他们生性当然是懦弱的，不愿与人争竞，不知朝廷的法律，无大的变故或者冤屈，他们也不会去打官司。但是有一些奸者，诸如讼棍一类，却是靠诉讼吃饭，总是引诱他们打官司。于是，这些老实人，有时也有足及公门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那些官吏和衙门中的衙役无不欣欣然，庆幸来了发财的路子。一等这些农民进城打官司，就说：“我佃户来矣。”

官司尚未开始，他们就将农民当作自己送上门来交租的佃户，说明农民在官赋、私租、徭役、高利贷的盘剥之外，还要受到这些奸者的骗取。

三农民生活

明代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由于明代史料记载的时代不同，以及地域的差异，所反映的实况也各有分别。成化年间，江苏溧水县知县写了一首《永丰谣》，反映了当地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引述如下：

永丰圩接永丰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田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结租。年年旧租结新租，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

这首民谣反映了租种官田农民的生活苦况。明人张碧有一首诗歌，同样反映了农民的辛苦状。诗云：“运锄耕斸侵晨起，陇田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

官田官租很高，碰到水灾，无法交租，只好将官田卖掉。产虽卖了，但税还存。旧租未了，新债又添。无奈之下，只好卖黄犊，甚至卖儿。

明代农民的生活，其大宗无非是“耕织”与“服食”两项。下以浙江温州、嘉兴为例，考察当时的农民生活状况。

所谓耕织，就是农民的劳作生活。关于劳作生活，前面已有叙述，在此稍作补充。在温州，每年春分时节，农民就要平田浸种，下秧通田。春夏之交，插早秧，称为“插田”；又插晚秧，补插于空行之中，称为“补晚”。过20天，就要耘苗，耘苗分初耘、再耘、三耘三次。遇到旱天，就用水车引水灌田。秋收完毕，就要用竹器到河里捞取河泥，用作壅田之肥。收获完早稻，将稻田翻过，就要育晚苗。到冬初，收割晚稻。秋收宪毕，随即犁田，将田晒过。中间有些低瘠之田，就只种一季稻苗，很少有人种麦。在一些山乡陆地，就种麦、豆、桑、麻、木棉花。温州人的女红一般不事剪绣，但勤于纺织，即使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妪，也一直勤于纺织。一些贫家没有棉花、苎麻，就替人纺织，每天不肯空闲。

田家乐：农民庆祝丰收（选自邝璠《便民图纂》）

从饮食、服饰来看，温州农民早、晚两顿吃米粥，午饭吃米饭，很少吃麦面。其“下饭”《菜肴）则以水产品居多。温州农民男子服饰，全都穿青绵布衣，不尚罗缎彩色。妇女也全穿布衣裳，只有初婚、归宁父母或节序喜庆，才用点珠翠一类的首饰，身上也改穿锦绣。

从嘉兴农民的岁时生活来看，也是长年劳作在田头，很少有休闲的时间。每年正月，就开始釀土、窖粪、条桑。二月，治田埂。三月，开始选种。立夏，就要莳秧。四月，割麻、麦；然后垦田，或用牛犁；接着插秧，再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在这以前，蚕妇就要育蚕种，用桑养蚕，称为“蚕月”。从四月望日至七月望日，称为“忙月”。富家雇佣工耕作，或长工，或短工，还有佃户通力替田主耕作，称“伴工”。端阳前后，插秧完毕，大家醵金凑在一起，在田头喝酒赛乐，以慰劳苦，称为“青苗会”。此后耕耘、粪概，各以其时，不敢离伴，或稍加惰懒。到处暑时节，秧苗开始抽穗，尤其怕旱；白露时节，稻开花，又怕风；秋分时节，稻已秀，又怕雨；九月，开始割稻，又必须在霜降前割完。有些早稻提前一月成熟，就在这一月里，种上麦、豆，栽桑筑场，男女老少一起勤作，也称为“忙月”。十月，打谷米毕，就要输租。富家高廪盖藏，稍有贮藏，以完官赋；佃农交完田租，剩下者供自己食用。

史籍最后用“嬉嬉如也”一句，概括农民的一年劳作生活，这一方面可以真实地反映明代江南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嬉嬉如也”的取得，显然也需以天顺年丰以及官赋、私租不重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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