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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

写明代社会生活史，不能不讲士绅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士绅应当包括以下两个等级层次：一是青衿，即一些生员，俗称秀才，为士绅的下层；二是缙绅，为一些有了举人、进士功名以后出仕的官僚，或者那些致仕回乡的乡绅，是士绅的上层。

这些人在童年入学后，所接受的是一套完整的科举教育。世俗流行的观念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前半生的精力全都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之后，八股文就会被束之高阁，如何做事，如何从政，诸如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置之不理，却用全副精神来谋求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大体说来，明代士绅大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味刻意谋求生活上的舒适，或纳姬妾，或营居室、筑园亭，或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召妓女，养优伶，事博弈。假若雅致一点或附庸风雅，又可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无可否认，这一阶层的生活情趣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绘画、建筑学、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门类，使之具有特殊的时代特点。

明人陶奭龄的“五计”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士绅阶层的一生，相当形象具体。他把这一阶层中人一生的生活区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0岁为儿童时，为“仙计”，即如神仙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20岁以后，为“贾计”，即如商贾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鹜声名若逐膻”。30岁至40岁，为“丐计”，即如乞丐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利欲熏心，趋避著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婢欲众”。50岁左右，为“囚计”，即如囚犯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斗争之场，享寒于险巇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遂成枯木”。50岁以后的终老之年，为“尸计”，即如等死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聪明既衰，齿发非故，子弟为卿，方有后子，期颐未艾，愿为婴儿”。

陈继儒也将士大夫一生概括为如下“三步曲”：“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过是一种比喻，但观之明代士绅生活，大体与此相符。

一生活的俗化

作为传统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在倡导以至维护传统文化过程中不遗余力，尽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但是，生活在市民文化日趋张扬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晚明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繁华的城市生活，给晚明的士大夫的息隐意识染上了独特的色彩。这就是留恋世俗的繁华，由息居山林转向城市隐居。早在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陈献章就有“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之说，

主张从内心来区分山林与朝市，而不是居住之地。“大隐在朝市，何劳避世喧？”

卢柟的诗句更是成了晚明士大夫城市隐居生活在理论上的宣言书。这种隐居观念的变异，与其说是士大夫心性修养场所的简单变迁，毋宁说是世俗生活的繁华迫使士大夫追求一种隐居生活的新格调。这种变异所带来的必然是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大改观。禁欲是理学式的封闭生活。明初的士大夫也追求一种穷乐的生活情调。晚明的士大夫却更多地追求一种适意享乐的生活：“击鼓会佳客，秩秩满中堂。齐娥扬妙音，越女捧微觞。良时不重至，此乐已岂常？”

这是一种及时行乐式的颓废的享乐主义。士大夫广建园林，以至大量的“城市山林”的出现，

就是明代士大夫隐居生活发生变化的真实反映。

传统士大夫一向以清高自鸣，以超凡脱俗相尚，以混同世俗为羞，籍此以显士人风骨，与世俗之人相别。一至晚明，士人生活慢慢由雅趋俗，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有不同程度的俗化痕迹。关于此，陶夷龄、王锡爵分别有如下揭示：

士大夫膏育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为迂为疏为腐。于是一入仕途，则相师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已，如相率饮狂泉，亦可悲矣！

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合、撞钟舞女之乐。

显然，世俗化、享乐化在士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时尚。“名利不如闲”，这是明代的“常语”，而所谓的“闲情逸致”，也是士大夫所刻意追求的一种生活上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说，所谓“闲”，应该是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俯仰自足。但在明代士大夫中，“闲”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俗化”。正如谢肇淛所指出，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妆第之上”，

诸如此类完全是物质与肉欲的享受当作“闲”。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了那些动以讲学为名、谈心论性的道学家之流，致使他们也不过大言欺人，“其声色货利之私，比之市井之徒，不异也”。

道学家之流的理想目标本应是从祀孔庙，俗称之为“吃生肉”，也就是吃冷猪肉。然晚明之道学家流也一切安于卑陋，动辄云：“岂有生肉与我吃哉！”

往往自暴自弃，汨没流俗，以为当然。

文士的俗化现象，千形百态，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与享乐，对世俗生活表现出一种“腻情”的态度。袁宏道的“五快活”，可谓这种生活态度的典型代表：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这是第一种“快活”。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土田，这是第二种“快活”。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版本。宅畔别置一馆，馆中再约真正同心朋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一人，作为主人，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这是第三种“快活”。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这是第四种“快活”。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然后一生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楼妓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这是第五种“快活”。

王阳明像：一位对明朝人生活观念有深刻影响的思想家

从袁宏道所说的“五快活”，可知当时士人的生活理想和方式。他们大多注意寻求生活的乐趣，往往放情竭意，穷欢极乐，生活流于放佚浪荡。显然，他们始终把生活的着脚点放在世俗尘世。无论是世间之乐，抑或世外之乐，凡是人世间的一切欢乐，诸如饮食男女，声色犬马，看戏，听曲，收藏书画古玩，养殖花鸟虫鱼，观赏民间百戏，赌博弈棋，游山玩水，全让他们享受殆尽。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的纨绔子弟生活，有赤裸裸的坦白，这就是“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物质上的享受，多种多样，先有“三部曲”之说。操持八股业的士子一旦有幸得中科名，第一步是先起一个别号，诸如什么斋、什么庵之类。此风自嘉靖以后始盛。第二步是娶一个小妾。明末北京有一条谚语，说士人登第以后，多易号娶妾，即“改个号，娶个小”。

明人沈德符也说：“搢绅羁官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

第三步是求田问舍，建造适合自己身份的居室。当时做大官者，其邸舍之多，简直骇人听闻。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得罪籍没时的家产清单，仅宅第房屋一项，在江西原籍共有6704间，在北京的共有1700余间。陆炳用事时，营造的别宅至十余所之多。在营造邸舍之余，经构园亭之风日炽。除自己出资建构外，有些则多出于门生故吏的报效。这些园亭，遍布南北两京，以及苏州、杭州等城市。园中名胜迭出，多叠假山，清池修竹，子孙可以诵读，亲朋可以过从，同道可以觞咏，享尽人造的自然风光之乐。

士大夫的饮食也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时大臣宴会，赏赉庖役动辄数百金。万历时张居正的一餐饮食，牙盘上食味已超过百品，可他还是以为无下著之处。他们耿耿逐逐，日为口腹谋。当时理学日渐式微，世风趋于佚乐，士大夫对吃喝越发变得讲究起来。谢肇淛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品茗饮酒，是文人雅士的饮食生活内容。明季士人一般以品茗为雅事，为此出现了许多茶博士、品茶名家，如南京闵汶水、黄冈杜濬，均以精于茶道而闻名于世。张岱也有“茶淫”之称，能“水辨淄渑”，以致令闵汶水这样的品茗专家也大为叹服。此外，文人还多嗜酒，很多还号称善饮。如曾棨、冯衍、胡宗宪、汪道昆，他们的酒量都达到饮百杯以上而不动声色，堪称真正的“酒人”。

不善饮酒者也要凑趣。如何良俊力不胜酒，一饮就醉，却自号“酒民”、“酒隐”。

袁宏道的酒量也不大，却喜欢饮酒，一遇酒客，就与之流连，饮不尽夜不休，而且还大谈饮酒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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