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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第2页）

民主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人民完全不具备参与各种事务讨论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代表的长处。

代表既然接受了选举，就等于接受了选民的委托，说出来的话就要深得人民的心声。然而，代表却要清楚自己接受的是整体委托，而不是要具体到每一件事，就像德意志议会那样。否则，每个代表都将成为其他代表的主人，没有效率可言，一个代表出尔反尔，全国人民委托的事情都将受到影响。

西德尼[397]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议员如果代表的是一群人民，他们就应向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汇报，就像荷兰那样；如果像在英国那样，代表的是市镇，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各个地区的公民，除了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根本就没有个人意愿的、卑贱的人之外，都应有投票选举代表的权利。

一味地赋予人民有权通过某项需要付诸行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的决议的权利，是古代共和国一大缺点，殊不知，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更适合他们能力的、唯一能做的，便是认真挑选为自己参与治国的代表。因为，人们往往都是不知道其他人的具体能力，却知道谁确实比其他人更有能力。

参与立法或监督已经制定的法律是否得到执行，才是代表机构的能力所在，可以说，也只有它能做好，但它却不能完成做出某项需要付诸行动的决议的事情，所以，代表机构应该以前者为理由选出，而不是后者。

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一些鹤立鸡群的人，或因出身，或因财富，或因荣誉。对于这些人，应该让他们的优势在他们参与立法的程度中有所体现。否则，如果只让他们做个选民，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眼里与平民百姓相提并论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伤害，更是对他们荣誉的削减。可以把这些人组成一个集团，就像平民有权遏制这类人侵犯一样，赋予这个集团遏制平民侵犯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并不与人人享有的自由相矛盾。

也就是说，立法权不应是哪个集团的专属权，不论是贵族集团，或人民慎重选举的代表人民的集团，而应该是两个集团合掌，各抒观点，共同研商，以找到维护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中，司法权可以不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存在的。而要立法与行政两种权力逐渐统一，并体现出宽和，就需要一种力量从中调节，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便是最好的选择。

贵族集团由于其性质原因，通常是世袭，而保持这种特权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必将是危机四伏的，因为这些特权正是自由最大的阻碍。

世袭是一种极具诱惑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人可能会被私利冲昏头脑，从而把人民的利益抛至脑后，所以，这股世袭力量在征收银钱之类太容易腐蚀人心的事情上，只能有否决权，而不能有创议权。

创议权，在这里是指提出一项法案，或对他人所提法案进行修改的权力。否决权则是说，像曾经的罗马执政官那样，否定他人所提出的决议的权力。从否决权中衍生出一种赞同权，这种权力只能表明自己不使用否决权。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否决权和赞同权。

由于政府部门每天甚至每刻都可能有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所以，由君主一人来执掌要比多人管理更容易做出快速反应。相反，隶属于立法权的事务多人共理要比一人独断更合理。

如果君主不存在，而由立法机构选举出来的那些人执掌行政，那掌管两个机构的是同一批人，既是一个机构，又是两个机构，很可能会不合时宜地分成两个机构，或合成一个机构，那么，自由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立法机构太长时间不在一起商讨事宜，要么国家因立法机构的决议不复存在而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行政机构因事事自己做出决议而拥有绝对权力。两种情况发生其一，自由便无从谈起。

如果立法机构一年到头都聚在一起开会，不仅会造成代表们的不方便，行政机构还会因此投入过多精力，这样一来，行政机构会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保护自己的特权与所拥有的行政权上，而不思考怎么去执行。

另外，立法机构也不可聚集会合过于频繁，这样的结果，极有可能只是除老议员故去留下的空缺得以由新议员填补外，再无其他建树。如果有一天立法机构出现腐败现象，将无药可救。如果立法机构是多个前后相继的，那就不一样了，这届不行了还有下届，人民总有个希望。可是就这一个立法机构，真有一天腐败了，人民也就没什么指望了，有的只是对它所立之法充满愤怒与敌对，再不然就是漠不关心。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只有在其成员聚齐时才被认为具有意志，所以，立法机构的聚集会合也不应该是自己做决定的。另外，参与集会必须是全体成员，否则，谁是真正的立法机构？是参与集会的人，还是没有参与集会的人？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还有，立法机构自己不能有决定休会的权力，否则，极有可能使它就根本不存在休会期。如果它对行政权有不轨企图，那将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再说，立法机构集会并不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可能有的时间行，有的时间不行。因此，立法机构集会的时间应该是有规定的，而且是由行政机构依据所了解的情况而定。

行政机构一定要有权制止立法机构的越轨图谋，不然，它很有可能会把所有有利于自身而不利于其他机构的权力，统统列入法律，这样立法机构就成了一个专制的机构。

但是，这种钳制权只能是单向的，否则，有害而无益。由于行政机构性质使然，而且它行使权力的对象始终是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所以，它无须被钳制。罗马政治出现极大弊端，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因为，它给了保民官钳制立法与行政的权力。

可是，在自由国家里，虽然没给立法机构钳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却给了它对所立之法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的权力，而这正是英格兰政府之所以优于克里特与斯巴达的原因所在。克里特的国务官员[398]是不做施政报告的，斯巴达的民选长官也是如此。

然而，无论怎样审查，立法机构没有针对人身进行审讯的权力，因而没有针对执行人的行为进行审讯的权力，不管它怎样拥有对法律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的权力。对于国家来说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旦给了立法机构这个权力，它就有可能施行暴政。执行人身份特殊，也使其行为、名誉变得神圣，如果他们被控告或被审判，自由也将无从谈起。

一旦执行人被控告或成了被审判的对象，那么，国家也就不再是一个君主国了。可以说，执行人没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定是身边出现了奸邪谄媚的臣子。这些奸邪谄媚的臣子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因为，作为人，他们虽然受到法律的恩惠，可身为大臣，他们却对法律充满了憎恨。在尼多斯[399]审讯民选官员是法律所不允许的[400]，即便他们不在任了，也不能作为被审讯的对象[401]，所以，即便人民冤屈，也是无法被洗清的，而英格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其优于尼多斯的地方。

通常来讲，司法权是不可以与立法权有任何相结合的地方，但也有三种情况例外，这也是出于对被审判人特殊利益的考虑。

对贵族的审判应该是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而不应该是普通法庭。原因是如果审判他们的是平民，他们可能因被嫉妒而面临危险，使之连自由国家中一介小民都能享受到的权利也享受不到。所以，审判者的地位很重要。

明辨是非是法律的特性，可是有些时候它却是不分好坏的，所以，在一些场合表现得过于严酷也是常有的事情。法官对于这些是无能为力的，无法让其力量削弱，也无法让其严峻减轻，因为他们只是国家法律的代言人。前面讲过，在前面提到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由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组成一个特殊的法庭。所以，在现在说的这个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组成一个特殊的法庭，借助这个特殊法庭的特殊权威，将法律在特殊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严峻进行缓和，从而做出轻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判决。

某个公民做了某些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可是却发生在公共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在任官吏不是不能处理就是不愿处理。立法机构没有审判权力，当然不能担任审判之职，特别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中，所以，它此时的角色只能是原告，因为它是案件当事人——人民一方的代表。然而，它是法院的上级，它能降低身份向它提起诉讼吗？就算能，可它这样的地位难免会左右法院的正常审判，因为与它一样组成法院的人也来自人民。所以，出于对人民尊严的维护和个人安全的考虑，充当原告的应该是立法机关中代表人民的那部分，而法院的角色则应该是立法机关中的贵族部分。因为，利益不同，热情不同，所以这两部分人扮演这两个角色，是最合情合理的。

在前面已经提到，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只有否决权，不然，它的特有权力将很快丧失。其实，如果立法机构参与行政，其特有权力同样也会丧失。

如果君主参与立法行使的是创议权，自由就将无从谈起。然而，他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参与立法，因此，他参与立法的权力也应该只是否决权。

正因为一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元老院手里，而官吏们虽然掌握着另一部分行政权，但他们却没有人民享有的阻遏权，所以，罗马政体发生变更也是必然。

立法机构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同受制约于行政机构，但彼此间又以阻遏权互相约束。英格兰的基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

静止或无为是这三种权力本应有的状态，然而，它们不得不向前发展，并且是一起向前发展，这是事物必然运动推动的结果。

由于否决权是行政机关参与立法的唯一的权力，所以，它也可以参与立法事项的辩论。实际上，它根本不需要在立法事宜中提什么议案，因为它拥有否决权，所以，对它不赞成的方案投出反对票就可以了。

在古代一些共和国中，任何公民都有参与立法事项的讨论的权力，如果此时，行政机构没有提出议案的权力，也不能与人民一起讨论，那决议将会一片混乱，毫无秩序、条理可言。

税收一向是国家最重要的立法事项，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行政机构拥有赞同权和决定权，那么，行政机构也就成了立法机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立法机构应该对立法事项逐年议定，比如税收问题，又比如应该交由行政机构管理的陆军和水师问题。如果立法机关做出的是一劳永逸的决定，不管这种权力是谁给予的，还是自身固有的都不重要了，因为一旦行政机构有了这种权力，立法机构将失去原有的作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的自由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组成军队的成员应当是人民，军队才会具有人民的精神，这样即便将军队交由行政机构管理，它也不能对其实施权力压制，在马略[402]之前，罗马就是这样做的。要实现这一点，一是用罗马的办法，被征服役者服役的时间只有一年，并且要用自己所拥有的足够的财产，为自己的行为向其他公民做担保；二是常备军的组建，士兵应从全国下层人中征选，那么这支军队就是一个卑微的人群，于是立法机构便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其解散；另外，不应为军人设置单独的兵营、碉楼，让其混居于平民之中。

军队的使命是行动而不是辩论，也正是这个性质使然，一旦组建成功，便应划归行政机构管辖，绝不可让其直属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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