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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诗词（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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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诗词

一、诗教与诗性的人

世界各国皆有诗，而中国不但有诗，而且有诗教。

孔子是从事诗教的第一人，但他本人没有留下一首诗，孔门弟子也没有留下一首诗。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可见诗教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写诗的人，而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的人。但孔子又说：“诗可以怨。”西人曰：“愤怒出诗人。”

因此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推行诗教第一人。孔子见学生，劈头就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回家又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性的人懂得母语的魅力。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语曰“天真无邪”。可知“无邪”即天真，本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真的时代，那就是童年。所以儿童天然地具有诗性。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童年的馈赠，那他就是诗人。讲个故事吧：儿子小时，我带他出去看月亮，他说：“月亮最爱小朋友。”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站住。然后他跑起来，一边叫“月亮跑起来了”。然后他站住，叫我跑。笑道：“月亮不跑。”我就得了一首诗：“爷立儿走月即走，儿立爷走月不走。儿太聪明爷太痴，月亮最爱小朋友。”

一位不写诗的人说，你的集子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诗。一个写了一辈子诗的人说：“天哪，这叫诗吗！”一个专家，而且写得一手好诗的人，拿去登在他主管的《中国韵文学刊》上，还说：“这是天籁，一辈子撞不上几次。”难怪宋谋玚说：“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不知道诗味是什么。”倒是不写诗的人和写得一手好诗的人，意见是一致的。

我有一个命题：读诗可以得到与作诗同等的快乐。这种快乐在于一个诗性的人对另一个诗性的人的发现。郭沫若《女神》的序诗说：“女神啊，你去，去寻那与我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燃烧点与我相等的人。”诗人遇到了知音，读者读到了想不到的好，是一样的激动。你我都读过《论语》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孔子听几个学生谈心，时发一哂。当曾点说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即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一个诗性的人孔子对另一个诗性的人曾点的发现。

苏东坡在颍州，一夜，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夫人王氏曰：“春月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此真诗家语耳。”这是一个诗性的人苏东坡对另一个诗性的人王闰之的发现。哪怕这人便是自己的老婆。徐文长因答谢晚辈张元忭翰林雪天送酒和羊皮袄子，记起并引用西兴一脚夫语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这是一个诗性的人徐文长对另一个诗性的人西兴脚夫的发现。哪怕这人只是一个棒棒儿！短短两句话，直抵宋玉一篇《风赋》。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其实也参与了创作，也能分享到与作者同等的喜悦。

邓小平不作一首诗。但在他第三次复出前，突然朗吟：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没有哪一个人比邓小平更当得起这首诗；也没有哪一首诗比这首诗更能表达邓小平复出前的心情。这首施耐庵或罗贯中代诸葛亮作的诗，就像是为邓小平准备在那里的，就像是邓小平本人所作的。邓家的孙辈都能背诵这首诗——这事是我听邓林（小平长女）亲口讲的，“自古英雄尽解诗”——错不了！邓小平和外孙女眠眠有一张趣味合影叫“抓住小辫子”，他在第三次复出后，有一次曾对胡耀邦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

二、写什么和怎么写

诗有一个永恒主题，即人生况味，或生活的味道。陶渊明之“欣慨交心”，弘一法师之“悲欣交集”，都是指这个。不管流连光景，还是发挥幽郁，或偏于欣，或偏于悲，张问陶说：“好诗不过近人情。”

历代诗可与唐诗并称者，宋诗而已。曹学佺说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宋诗选注》）。每一首诗词都应该成为一次美的发现。要新题，不要滥题。一本诗集，观其题多一时登览、又逢佳节、浮华交会、闻风慕悦、送往劳来、步韵奉和之类，则其诗可知。

“鲁奖”风波中，有一种概括，说我写的是新闻诗。这种说法，看到了现象，却没有道出本质。我说新闻诗非贬义，是因为建安作家就写时事诗，杜甫更是以新闻为诗。“三吏”“三别”有现场感，有访谈内容，有类新闻标题，更是典型的新闻诗。因为当时没有新闻纸，所以用诗来代替。白居易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古人的诗材，大都取自亲身经历。“三吏”“三别”就是杜甫在河南征兵当中，通过战区的亲闻亲见。当代人有比古代人不可比拟的条件，当代人有视频，能真正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万里以外发生的事情，通过视频，你也能感同身受，好像是零距离，跟亲身经历没有太大区别，甚至更加集中。比如说海啸发生后，视频上全部是海啸的镜头，观众甚至比亲身经历者可能看到的惊险镜头更多，看后真是百感交集。

我为什么特别关注灾难性事件？因为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出人性的善和恶。人性的这两个极端方面，都能集中释放出来，非常震撼，非常迷人。我的所谓“新闻诗”实际上是写这种体验，是洞察人性，是直见性命。比如说《代悲白头翁》用乐府旧题，写萨达姆被美军抓获这个事。萨达姆在狄克里克被抓、任美国大兵摆布，跟原来在台上时的那个反差，真让人百感交集，甚至产生一种怜悯。能引起浮想联想，这是形象思维的状态，很多东西都想起来了，很多东西都打通了。提起笔来，就左右逢源。

有人说写超女，写翁杨恋，表明作者的卑微。然而在我看来，没有卑微的题材，只有卑微的人。《燕山夜话》中，邓拓引用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说：“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就是这个道理。

袁枚《秋蚊》诗曰：“白鸟秋何急，营营若有寻。贪官衰世态，刺客暮年心。附暖还依帐，愁寒更苦吟。怜他小虫豸，也有去来今。”对象虽是蚊子，情怀却是通于佛心的悲悯。

有人偏重讽喻诗。我看如果不把自己讽刺在内，也不见得怎样伟大。

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沈德潜说陶潜是“六朝第一流人物”。诗人必须修炼自己成为第一流的人，才能写出第一流的诗。

与古人只写亲身经验不同，我认为当代诗人须强化创作意识——写个人经历，从自己跳出来；写社会题材，把自己放进去。做到取材广而命意新。

三、兴会与好句

《文心雕龙·明诗》谓：“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训诂学谓之音训。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音训：诗者，释也，语言释放。《毛诗序》说得好：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泽东说“诗人兴会更无前”——首先，诗人受到了来自外在的刺激，产生了感动，接着，还要浮想联翩。我把浮想联翩定义为形象思维的状态。这时，想象力活跃起来，联想不断发生，感觉全都打通了，语汇、形象纷至沓来，正是左右逢源，于是就有好句。好句是诗词的种子，要尽快写下（苏东坡：“作诗火急追亡逋”），它会按照内在韵律的指令生长，或者说，作者会按这种韵律去编织、结构或组合，最后就会创造出一个作品。

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诗始于喜悦，止于智慧。”所谓喜悦，就是兴会。兴会是一种创造性情绪，是调动浮想联翩的按钮。王蒙说我：“难得他的好心情和好词句。”好句与好心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兴会是驾驭语言的状态，所谓兴到笔随，事关写作之成败。宋诗人潘大临九月九日遇风雨大作，刚有了一个好句——“满城风雨近重阳”，突然催债人敲门，顿时败兴，即失去状态，其结果就是短路，思路闭塞，连人都变得拘谨起来，于是永远地留下了一个残句。孔子说“诗可以兴”，因为诗歌本是兴会的产物。

好句是和兴会联系在一起的。晚清诗家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东坡兴趣佳，不论何题，必有一二佳句。”这就是说，苏东坡有好心情，故有好句。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是好句。

郭沫若说：“我知道感兴到了，我要努力创造！”感兴也就是兴会。非诗性的人完全不懂兴会，清代有人读“春江水暖鸭先知”，问：“为什么不是‘鹅先知’呢？”对于这样的人，真是无法可想。你只能告诉他：“东坡见鸭，未见鹅也。”他就满意了。

毛泽东为诗词，兴趣更佳，自云：

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因以付之。（《词六首引言》）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送瘟神诗序》）

又是“马背上哼成”，又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又是“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是何等的兴会。吟过了，就放下了，就“通忘记了”。好事者“搜集起来，要求发表”，才“因以付之”。这种平常心，就让人佩服不已。比起那些写得一两首仿古的诗词就自恋不已的文人，真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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