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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ot;普通话&ot;，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ot;乌&ot;，将军以为&ot;无&ot;，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ot;行此礼&ot;，还得&ot;说此话&ot;。清廷更是明文规定：&ot;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ot;，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ot;南蛮鴃舌之人&ot;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ot;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ot;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ot;投机&ot;，虾饺是&ot;瞎搞&ot;，&ot;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ot;，让北方人一听，就是&ot;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ot;。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ot;粉红凤凰飞&ot;说成&ot;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ot;。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四、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ot;国语&ot;是满语，汉语倒成了&ot;方言&ot;。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ot;国语&ot;；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ot;国语&ot;仍然未能昔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ot;民主&ot;，没准会通过，幸亏被&ot;国父&ot;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ot;咁&ot;、&ot;叻&ot;、&ot;呒&ot;、&ot;乜&ot;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ot;哇&ot;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ot;商话&ot;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ot;趋炎附势&ot;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ot;北伐&ot;。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ot;富族&ot;，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ot;土&ot;。

不过，先前那些祟洋媚外的&ot;假洋鬼子&ot;和&ot;业余华侨&ot;，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ot;小广州&ot;，而叫&ot;小上海&ot;。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ot;一只鼎&ot;，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活则几乎是&ot;高等华人&ot;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ot;势利眼&ot;、&ot;跟屁虫&ot;。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ot;高等华语&ot;，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ot;视华亭为重&ot;。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ot;府城视上诲为轻，视嘉兴为重&ot;。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ot;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ot;，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ot;阿拉&ot;，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ot;伲&ot;或&ot;我伲&ot;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ot;埋单&ot;，大家也就不说&ot;结账&ot;。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ot;阿拉&ot;，大家也就不再说&ot;我伲&ot;。再说&ot;我伲&ot;，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ot;阿拉上海人&ot;，不知道&ot;阿拉宁波人&ot;。

这就叫&ot;谁财大，谁气粗&ot;。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ot;苦力的干活&ot;，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杂而成的&ot;上海话&ot;，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ot;趋炎附势&ot;又&ot;随波逐流&ot;。它总是不停地&ot;稍息&ot;、&ot;立正&ot;、&ot;向右看齐&ot;。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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