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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王充与批判的精神（第3页）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燌。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

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击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

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

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

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以分两种：

（一）是从实地考验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

（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出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

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

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误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

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才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得住脚。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

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它不腐败，故名为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队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叫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才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糊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然后可以信仰。

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

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的信仰，方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筑在散沙上，挡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是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说篇》。）……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略之名。（《书虛》）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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