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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稗类附录 离奇与松散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第2页）

暂时回到金庸

段誉和王语嫣居然差一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又居然果真不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天下哪有这样巧事？”可是且慢：这段奇上加奇、巧中生巧的情节有两个伏笔——段誉在《天龙八部》第七回《无计悔多情》和第九回《换巢鸾凤》曾分别发现：同他都有情愫的木婉清和钟灵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这两次发现并不是第四十八回后文（也就是段誉与王语嫣生身之谜的赫然揭露）的“前”因；然而，一旦读者在第四十八回上忽生“天下哪有这样巧事”之疑的同时，第七、九回前事的记忆立刻因其相似性而被唤起，一旦唤起便使没有来历的巧合看上去有了来历。在这种掩护之下，读者不会因为段誉总是在乱伦边缘而狐疑金庸利用段正淳的风流来注销他越写越不满意的女主角人选与英雄终成眷属的资格，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段誉一再遇上失散多年的妹子的概率问题。于是，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等等顾虑就这样挥发掉了。倒过来说，《天龙八部》第四十八回的奇上奇、巧中巧既未见疑，它本身反而也呼应了第七、九回的前事，成为那两次发现的收束和“后”果。前文与后文、伏笔与应笔之间明明是几个相互全无因果关系的情节单位，欠缺形成紧密事件结构的条件，可是叙述却创造了它们相互掩护的条件。这是利用叙述结构弥缝、救济事件结构的秘诀。

在这里，让我们重回本文稍早时设下的一个伏笔：金庸承认他写小说（按：指“改也改不回来”的《天龙八部》等）“结构是一个弱点”，并谓：“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金庸的辩护显然是将自己的作品托蔽于一个想象中的大传统之下，借由“共有而难免”彼一“结构松散”的“弱点”来承接那个传统。有趣的是：如何辨识那个传统和它的“弱点”呢？金庸的说法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对比；他说哈代、说狄更斯、说莫泊桑，还说这些西方作家作品“精彩的结构”“是我绝对及不上的”。我们无从也不必追究金庸所指的结构是小说的事件结构、叙述结构甚或治丝益棼的角色结构、符码结构、主题结构……我们只能假设：金庸把说话人书场里那种在胡适眼中毫无“布局”可言的松散放置在自己作品的行列之前，以及西方19世纪经典名作的对立面。的确，金庸的辩护让我们想起胡适，听见他“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的疾呼，嗅着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施放的气味并不纯粹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薰香。

再次提到胡适

如果胡适是一个纯粹一点的历史主义者，他应该清楚：企图将历史简化成一种演替模式其实已然违悖了认识历史的基本伦理。但是，胡适对这样的悖伦并不措意；他从赫尔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1744—1803）这位历史主义者先驱那里继承过来的恐怕只是《人类历史哲学大纲》（

IdeenzurPhilosophieder

GeschichtederMenschheit

，1784—1791）里那种对其他民族本土文化发展的关切和焦虑。赫尔德关心的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宰制所可能造成的、对后者之民族精神的打击，以及此一打击反过头来对全人类文化成长的伤害，这是赫尔德采集民谣、编制成书的底蕴。但是胡适从事古典小说考证、写作《白话文学史》（上卷）（1912—1918）的工作却萌芽于一个弱势民族如何迅速改变其劣等地位或体质的忧忡。正因为这份忧忡的巨大和沉重，遂让整个呼拥围绕着新文学运动的知识界观察历史、体验历史，以及重塑历史的行动偏出了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式将材料置入历史脉络中加以检验的方法论，而走上了染有实用色彩且明显倾进于目的论的相反的路子——他们投注大量的心血精力编写各种适合青年学子“快速浸润”（一个异化了的词）的“史”。固然，自晚清倡新式高等教育学堂伊始，一部部带有讲义性质的经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已森然出现，可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史著所代表的意义和所具备的功能已非昔比。胡适于1917年留美学成返北大任教，1918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反文言，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他同时还为那个撰写历史的书写活动添加了佐料。一方面，从他的老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那里，胡适移植来一套论题：经验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实验则是在环境内经过精心设计的改造。从而，历史书写不必然是还原过去生活的真相（虽然它不排斥这一点），却更可以在透过精心设计的书写之后，著史者已然重新解释了也改造了历史。《白话文学史》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另一方面，胡适未尝放松他扩大史著意义和功能的文化包袱，于是才有“以合传立体”喻小说这样的笔墨。

为侠立传

1923年1月间出版的《红杂志》第二十二期上隆重刊出一部由施济群评赞、不肖生撰写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第一回）。此作卷帙浩大计八十六回，洋洋近百万言。连载虽未每期刊出，但是大体上和它的读者圈维持了一个可以用“经年累月”称之的亲即关系。全书四十六回起转至同一书局新创的《红玫瑰》杂志续刊，甚至有借一连载而号召全刊读者的声势。在开篇之初，随文附评的施济群有相当多的笔墨分析、介绍甚至可以说吹捧此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时地提醒读者，不肖生的小说是在为一群侠立传。“作者欲写许多奇侠，正如一部廿四史。”“写柳迟状貌十分丑陋，而性质又极聪颖；其种种举动，已是一篇奇人小传。”（以上第一回后）“笑道人述金罗汉行状，仿佛封神传中人物。”“余初疑为诞，叩之向君（按：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然则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见，安能谬测天下恢奇事哉？”（第三回后）施氏除了强调《江湖奇侠传》隐然是一部可稽、可考、可索隐、有本事的、并不荒诞虚构的史传之外，更有这样的用语：“下半回在甘瘤子传中，忽而夹写桂武小传，乃作者行文变化处。”（第九回后）则是明明指出：书中所述者非一“角色众多的传奇”，而是诸多实有所本的侠的“合传”。倘若作者所述甚为离奇，读之令人不忍信其为实，评者更会这样覆案：“此回叙向乐山辫功事，颇奇特；读者或又疑为诞，唯余则深信之，并引一事以为证……（中略）由此观之，则练功及辫，亦技击家之常事，不可目为诞妄矣。”（第十三回后）这里面的评者为小说帮腔助阵之语即或未可深信，但是评者认为小说读者可能相信他的评语则是昭然若揭的；质言之：为了让《红杂志》读者成为《江湖奇侠传》这部武侠小说（传奇）的有效读者，他的说服方式是费尽唇舌为这部作品挣一个史传的身份，甚至不惜在评中为过分离奇的情节经营一段“事不孤立而可证”的互文。即令是六十年后的研究者在评及不肖生续作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时也不得不如此写道：“书中所写的人物如大刀王五、霍元甲、赵玉堂、山西老董、农劲荪、孙禄堂等，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所记载的事迹，十之八九也都是武术家们认可的。此书写法与《江湖奇侠传》相同，都是采取《儒林外史》式的结构，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集短篇而成长篇。”（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台北远流版）此话若是说在胡适口里，他想必会把《儒林外史》式的结构形容成“松散的结构”。然而讽刺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家却也打着史传的旗号向写实的需索缴交离奇的故事，他们甚至和文学出版工业的其他环节共谋（由媒体邀聘知名的文士评者），诱导读者相信武侠小说是“史”的一种形式。而这个文类所运用的叙述手段，却又来自胡适不止一次轻诋过的“没有布局”的《儒林外史》，一种胡适所反对的将不属于同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串联、拼凑在一部大“合传”中的技术。既离奇，且松散，它正是本文前引陈世骧先生所说的：“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

武侠小说的结构

从说话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到经学家俞曲园的《七侠五义》，旁及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佚名作者的《七剑十三侠》，乃至众多仿说话人底本所写成的章回说部之公案、侠义糅合体诸作，都没有触及《江湖奇侠传》所从事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又非待“为侠立传”的这个自觉出现而不能成立。那就是：不肖生为侠建立了一个系谱。

在《江湖奇侠传》问世之前，身怀绝技的侠客之所以离奇非徒恃其绝技而已，还有的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可供察考探溯的身世、来历，也就是辨识坐标。侠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绝顶的离奇遭遇、一个无从解释的巧合。听说书人演述故事的读者不会追问：展昭的父祖师尊是谁？黄三泰、黄天霸父子的武艺又是出自哪个门派？早期恐怕只有《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何玉凤有个师父邓九公，因为何是女人——以一介女子而能身怀绝技是很难令那个时代的一般读者接受的，是以非给她安插一位男性师父以绝疑杜口不可。此外，也只在《七剑十三侠》中，我们发现了非常简单的、尚未形成网络的甚至往往是分散的一对一的师承关系。如：主人翁徐鸣皋有个师父叫海鸥子，海鸥子又有六个道友，“皆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处，大家痛饮一回，再约后期”。

可是到了不肖生那里，扛起了“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的“立传”的招牌，作者不得不为数以百计的众多角色之出现、遇合、交往等种种关系找到一个“合传”的架构。他不能只再大量依靠不相识的两人巧遇酒楼、互慕对方“叠暴者英雄精神”“器宇轩昂”，遂结成异姓兄弟的手段。再者，为一个充斥着魍魉鬼蜮的芸芸众生世界（一个结构原本松散的世界）添加一份写实（大率事实）的要求，则非但巧合不足为功，恐怕连那个假“前”为因、假“后”为果、令叙述结构弥补事件结构的书场惯技都未必足以应付，于是不肖生非另辟蹊径不可。

这一条蹊径是侠客的身世、来历，侠客的辨认坐标：一个系谱。侠不再是凭空从天而下的“机械降神”（deusexmachina）装置（这个装置要保留到重大磨难临身之际让侠客绝处逢生之用）；侠必须像常人一样有他的血缘、亲族、师承、交友或其他社会关系上的位置。此一系谱涵摄了几个重要因素：其一，侠的伦理构成，这个部分又包括侠对（通常是）父系自动承继的种种能力、特质、恩情和仇恨的负债以及使命等等。其二，侠的教养构成，这个部分又包括侠从师门（或意外的教育和启蒙者）被动承继的特殊训练、义务、身份和尊严的认定以及社会关系和使命等等。以上两个承继关系让身为主人翁的侠比其他次要角色多了一个加速装置，此一加速装置使主人翁的行为能力（武术、内功和知识）得以在其壮年时代（甚至青少年时代）即已充盈饱满、超越同侪乃至前辈。其三，侠的允诺构成，这个部分既容有来自父系和师门的道德教训和正义规范，也包括了侠个人在其冒险经历中所涉入与担负的情感盟约、所发现和追求的理想抱负；而这个构成也往往和前两个构成发生不可预期的冲突，凸显了个人与体制的决裂可能。这是由于允诺是有种种优先性考虑的——如：较早提出的允诺应比较晚提出的允诺具优先性，关乎大群体利害的允诺应比关乎私人利害的允诺具优先性，情感道义的允诺应比权益的允诺具优先性等等；但是，质诸侠所面对的现实，这些优先性又常常彼此扞格。于是，侠的允诺构成反而时时对他的伦理构成和教养构成提出挑战、干扰和骚动。

这三个构成固然个别地也点缀性地出现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之中，起码《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的主角们其实与《三侠五义》或《七侠五义》有着可以系联的伦理构成；早在《西游记》里，吴承恩也教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须菩提祖师那里迅速完成了它超凡入圣的法术教养；甚至在《水浒传》中，从“聚义厅”到“忠义堂”之转变即已埋伏下一百单八将在誓义和效忠间的允诺冲突原型。但是，直要到一个奠基于“合传”自觉与要求的不肖生手上，这三个构成才绵密地打造了众多侠客的系谱；这系谱也果真让“传主”看起来像活过的人：学经历完整，情事理俱足。

系谱的松散

厚达两千页的《江湖奇侠传》所打造的百数十个侠的系谱原本只是“昆仑”和“崆峒”两个（练气的剑派练形的剑派）之间的勾斗，根源于昆仑派的祖师金罗汉吕宣良在一次被迫之下的比武过程中以肩上的大鹰啄瞎崆峒派董禄堂的左眼取胜。日后两派徒子徒孙又因种种巧合互涉恩仇。看似较属“名门正派”的昆仑派自有行止不检的后辈（如贯大元）；看似站在对立面的崆峒派亦有尚义任侠的传人（如常德庆）。众多人物亦如《儒林外史》般各于自己的“本传”中独当一面，管领风骚，并穿插藏闪于其他侠客的“本传”以维系整个合传的系谱，形成彼此巩固、支持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这个力量带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目的性的疑问：昆仑派与崆峒派是否终将如全书第四回利用平江、浏阳两地乡民争赵家坪水陆码头的年度大决战所隐喻的那样：拼得一个你死我活的胜负？争出一个魔消道长的是非？来一个圆满的解决？

这个追求解决的目的性疑问其实原来是不肖生打造的系谱必然会牵引出来的，因为侠客各自的身世和来历一经细节化的勾勒而纳入系谱之后，他的结果就一如他的出身那样不能不被纳入系谱的辨识坐标去解决。这也就是说：系谱中的侠的结局非在系谱中完成不可；甲侠和乙侠、丙侠、丁侠既然分享一个纠结着复杂关系的出身和来历，就不能只有纯属甲侠个人的结局，他个人离开故事的解决至少要和乙、丙、丁诸侠有关。

可是不肖生不此之图，非但未曾让昆仑、崆峒两派的大解决在赵家坪“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原来几乎是设计成为一个了断的红莲寺争锋也落了空。从第七十一回起，他掉出笔锋，几乎尽弃两派争门，开始写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新贻）”故事，一写十六回，几至全书的五分之一，他的解释（夹杂在七十一回正文之间）是：

因为有刺杀马心仪（按：不肖生在小说中改动了遇刺者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名字）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为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就得着了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祥的人，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祥供词的人，才探得了一个究竟。这样情节不照实记出来，一则湮没了可惜，二则这一部奇侠传，非有这一段情节加进去，荒唐诡怪的红莲寺未免太没来由。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汶祥刺马故事，也得不惮辞费，依据在下所探得的，从头至尾写出来，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气。

不肖生这一大段作者现身自道的解释主要就是在重申这部小说作为社会或历史实录的“传”的意义。他所间接闻之于郑敦谨女婿的材料是否可靠？是否存真？不肖生并不在意；他所要完成的是一个不同于官方、对立于专制、源出于民间的论述。这个论述是他一面写奇侠合传时才一面“调查探得”的，它不属于原已具足的“布局”，前文自未预留“伏笔”；它更逸出了之前近一千六百页正文所打造的系谱之外。相对于之前的故事，纯属那个说话人临场横生的“废话”，而且，它绝对是全书的一大松散之处。这个大松散写完之后，不肖生居然只花了五页多的篇幅草草交代了奇侠们火烧红莲寺的过节，然后说：

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写下去了，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还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

《江湖奇侠传》就这么结束了。不肖生刚发明了一个结构装置，反手就终结了这个装置——系谱：徒然提供后之评者一个离奇与松散的口实。在此，除了浅薄地指责不肖生无能之外，我们恐怕得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个“解决”上去看。

解决不了

“不高兴写下去”是不肖生留下来的一个谜。后人无法究竟得知：他是不高兴些什么？不过，张汶祥行刺马新贻这个处处启人疑窦的案子恐怕是不肖生整部《江湖奇侠传》中最令作者难捺郁忿不平之气的一个部分。也是唯一现身再三，向“看官们”辩护他不得不“照实记出来”“从头至尾写出来”的一个部分。不肖生甚至在八十六回中宣称：他这部奇侠传和施耐庵写《水浒传》以及曹雪芹写《红楼梦》不同，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从一条总线写下来，所以不致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他也承认：自己这部奇侠传（指的是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回的大松散处）“所写的人物，虽兼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如此一来，这十几回内容竟然连侠字都摆脱了。

不肖生的“不高兴”到此初露端倪：他在试着“调查探得”和“照实写出”——也就是一个动机不在写侠客奇遇而是基于记录、暴露、垦掘现实的书写活动当中，发现他不能为先前七十回辛苦建立的侠的系谱在小说里面找到解决，因为：

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

此处所说的“现在”，当然是指20世纪20年代不肖生写作《江湖奇侠传》已至终篇的那个现实的时间，上距同治九年（1870）的刺马案已将一甲子。有趣的是：令不肖生阢陧不安的恐怕不是这近六十年间奇侠与奇侠之间的干戈扰攘未息，而是刺马案这个从属现实之中发生过的不侠而奇的事件，如此逼真写实地从他打造的侠的系谱之中延伸、迫近到不肖生这个作者的现实世界里来。他原本那个“立传”的基础直到遇上刺马案才真正吻合“取材大率事实”的要求（因为此案在上下数十年间一直是政坛、民间、媒体和艺文界不停挖探咀嚼的公认材料），可是它却不能纳入小说打造的系谱之中去解决；此案之悬而未解、解而未决以至于决而不能平息物议，非但令不肖生试图借小说“出一出气”，当它被纳入小说之后又造成一庞大的累赘，因为它与昆仑、崆峒两派的系谱迥不相容——解决不了。

不肖生毕竟不是说话人，可以野草闲花、无挂无碍地“说废话”，因为他不但没有说话人那个临场语境所容许的扯淡特权，还基于立传需要而打造了一个毕现各个侠客出身和来历的巨大系谱以求其人“像一个个活过的人”。到头来最像是“活过”的部分的确自行解决掉了；但是，四百多页可说是“自生自灭”的内容却“抛荒正传”，摧毁了其他诸侠那个系谱。

系谱再现江湖

然而，系谱这个结构装置毕竟为日后的武侠小说家接收起来，它甚至可以作为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之所以有别于中国古典公案、侠义小说的执照。一套系谱有时不只出现在一部小说之中，它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作家的好几部作品之中。比方说：在写了八十八部武侠小说的郑证因笔下，《天南逸叟》《子母离魂圈》《五凤朝阳》《淮上风云》等多部都和作者的成名巨制共有同一套系谱。而一套系谱也不只为一位作家所独占，比方说：金庸就曾经在多部武侠小说中让他的侠客进驻昆仑、崆峒、丐帮等不肖生的系谱，驱逐了金罗汉、董禄堂、红姑、甘瘤子，还为这个系谱平添上族祖的名讳。此外，金庸更扩大这系谱的规模，比方说：在《射雕英雄传》里，他不只接收了金罗汉两肩上的一对大鹰，使之变种成白雕，转手让郭靖、黄蓉饲养，还向《水浒传》里讨来一位赛仁贵郭盛，向《岳传》里讨来一位杨再兴，权充郭靖、杨康的先人，至于《书剑恩仇录》里的乾隆、兆惠，《碧血剑》里的袁崇焕，《射雕英雄传》里的铁木真父子和丘处机，《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以迄于《鹿鼎记》中的康熙，等等，无一不是扩大这系谱领域的棋子。

这些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系谱再也不像在不肖生那里一样、只是让传主看起来仿佛一个个有身世来历的、曾经活过的人；它们反而是在另行建构一个在大叙述、大历史缝隙之间的世界，而想要让大叙述、大历史看起来仿佛是这缝隙间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轻微的差异其实显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借辞“立传”“取材大率事实”以写离奇之人、离奇之事的企图转变成让传奇收编史实的企图。

至于陈世骧先生提出的那个问题：“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我们只能说：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从未因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立法，无论是现实、史传或传奇，也都没有一个像建筑物的类喻式结构。结构不是美学上的回答，它只是说话人和小说家为了完成叙述而提出的种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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