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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在目前一则小说的预言术（第2页）

“我正在呼吸！”她说。

小奥雷连诺说：“她甚至不会说话，她像小蟋蟀一般死去。”

于是乌苏娜向这个证据投降。她低声惊叹说：“我的天，原来死就是这个样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借乌苏娜的意识判断自己的死亡不是因为呼吸的中止——而是比测试心跳和脑波更具文学准确性的“不被聆听”，是语言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才得以窥见：为什么布恩蒂亚家族要被“《圣经》中的飓风”扫灭。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在透过《百年孤独》向吹响上帝预言号角的天使提出其不可能被聆听的回答，这个回答的意义是：人的存在和语言的失落注定是一体的。从第一代老布恩蒂亚发明的记忆机到第六代小奥雷连诺翻译预言遗稿的努力皆属徒然。

疏离

在属于人的极其局限的现实世界里，预言通常出自较不可靠或无法验证其所言真伪者之口。这是一个广为写实主义小说家描绘的世界。与希腊悲剧、《圣经》、童话乃至难以计数的传奇故事不同的是：这个世界里的预言者是巴别塔（TowerofBabel）崩毁之后各持异议的疏离分子。《创世记》里第十一章一至九节如此描述：人类原本使用同一种语言且烧砖筑城，欲使之“高入云霄”，可是上帝搅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之不能沟通，人类也因而“分散到世界各地”。在此，容我们从人种学和语源学的领域之外理解这种疏离；这样的疏离（广义的语言阻隔）既已明示人不可能（借由人力建构）“提升”（上与天齐）为神，更隐喻着人不可能真正聆听或了解人际的语言。而我一直深信：最足以体现此一疏离的小说角色之一者正是拉格奎斯特（P?rFabianLagerkvist，1891—1974）笔下的侏儒。在《侏儒》（

TheDwarf

，1944）书中，身高二十六英寸、身价恰合一只牧羊犬加五十英寸布料的宫廷矮子总是隐身于他的主人（亲王）之后，却“能在他未开口之前猜透他的心思；有时候甚至在他自己都还未明白确定之前，如此这般地去完成他的使命，宛如我就是他的一部分似的”。这种洞察力同样可以施之于矮子弄臣的仇敌（唐雷卡多）之身——“我能够在他尚未发言之前，猜透他的心思；我一直如此地实行他无言的命令，犹若我是他的一部分。”这个矮子接着毒杀了王后的秘密情人唐雷卡多，日后并为亲王处死。在故事中，侏儒的话语从未为任何人聆听或了解，他自己对他人的语言也一向抱以如下的态度：“我不明白何以有人能够聆听群众‘谈论’生命的意义，聆听哲学家‘深思’生命、死亡以及永恒的问题，聆听那些美德、荣誉与侠义的巧辩，并且接受那些人对自己的谎骗……他们是在亵渎，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亵渎些什么；那与我无干。他们才是小丑，纵使他们不知道，且别人也一样不知道。”

这个侏儒使古典悲剧里盲残的先知在穿戴起疏离的甲胄之后复活。其洞察力不只展现在“预知人的心思”，也在于他所占据的这个能知人所不知的位置（尽管充满极端的恶意）是如此疏离。关于人类、世界、命运等种种共相式的预言既然无法通过写实标准在现世中进行科学的检验，这个庞大的任务只好移交给看似专门处理未来的科幻小说家；他们是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传人，将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国殊俗的玄想挹注于时间巨力“尚未”触及的那一端。他们接替了吹响示警号角的天使，缔造了科幻小说这个类型。如果我们还想在写实的世界里寻访预言者的身影，若非遁入那个被论者贴上“魔幻”标示牌的莽林僻壤，便只好以更繁琐的显微视野搜寻疏离分子可能藏身的角落——他们躲在地下室里，预言自己无能实践的小小未来。

地下室里的恶意

三个虚伪、势利且显然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布尔乔亚青年试图摆脱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穷小子的纠缠，只好在不得不答应他自资前来参加一席饯别晚餐之际蓄意以冷漠、蔑视的态度侮辱他。这个穷小子是《地下室手记》（

NotesfromUnderground

，1864）的叙述者及主角“我”。“我”为了尊严（或骄傲）强行加入一个他不喜欢也不受欢迎的团体——也是世俗或群众世界的缩影——而受辱之后莽撞地要求与其中一人决斗。然而，就在下一刻，“我”后悔了：

他们如果把我送到警察局怎么办？他们不敢，他们怕丑事外扬！如果兹瓦可夫如此轻视我，拒绝决斗又怎么办？他一定拒绝；如果他拒绝，我就要他们弄明白……我会在驿站等他，当他明天要离开的时候我等他，我要抱住他的腿，拉掉他的大衣，不让他上车。我要咬他的手，牙齿咬进他的肉里。“你看看你会把一个绝望的人逼到什么程度！”他会敲我的头，而其余的人会从后面拖我。我要向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说：“你们看看这个年轻的蠢狗，脸上被我唾了口水之后现在要坐车去诱惑色卡西亚女孩子了！”

这个绝望而濒临疯狂的青年在这一段独白式的预言中更牵拖出一个预言中的预言，“兹瓦可夫将去诱惑色卡西亚地方的女孩”，它是幻想里的幻想。然而微妙的是，同情“我”的读者会毫不考虑地相信：兹瓦可夫的确做得出那种事来。接着，“我”继续预言：

当然，从此什么都完了！办公室等于从地上消失。我会被捕，被审判，被免职，丢到监狱里，被送到西伯利亚。没关系！十五年之后，当他们放我出来，我要拖着脚步，像乞丐一样，穿着褴褛的衣服走去找他。我会在某一个城镇找到他。那时他已经结婚，过得很幸福。他已经有一个长大的女儿……我要对他说：“魔鬼！（中略）我来这里是为了开枪的……但是，但是……我宽恕你。”于是我把子弹射入空中，从此以后他永远听不到我的消息……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个“我”是拉格奎斯特笔下意大利宫廷侏儒的先祖，没有姓名，也没有明确的身世，绝对的疏离分子。由“我”所独白的预言当然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个角色的目的原本是在证明思想与意志的断离。这里的预言非但不为他人所聆听或理解，它甚至正是“我”自己不敢相信且无能做到的。这样的预言是一则精心包装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小说，由角色创作出来并赤裸坦率地讽刺语言的虚妄及荒谬。

我大胆地猜测：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前述这两段文字的时候，脑中一定掠过普希金（AlexanderSergeyevichPushkin，1799—1837）的影子。因为陀氏笔下的“我”预言他将悲壮地原谅仇人之后立刻“眼中充盈着泪水”且“清清楚楚这完全是来自普希金的‘西尔维奥’以及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普希金的小说《射击》（

TheShot

）主角西尔维奥原谅了掌掴他的仇人，可是普希金自己却死于一次真枪实弹的决斗之中。然则，地下室里的“我”的预言（我将、我会、我要……）便正是“我不可能……”的证据。

加罗叔叔给我启蒙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最愉悦而令人难忘的一则预言出自美国小说家萨洛扬（WilliamSaroyan，1908—1981）之手。《我名阿拉姆》（

MyNameIsAram

）中的一篇《美国旅人的老乡箴》（

OldCountry

AdvicetotheAmericanTraveller

）叙述加罗叔叔对侄儿梅力克提出了警告，因为梅力克正准备从弗瑞斯诺搭火车横越大陆到纽约去。加罗叔叔告诉年轻的旅人，上车之后，会有两个穿制服来查票的，“别理他们，他们是骗子”。还会有一个温雅的青年将要奉送他一支烟，“这烟是有麻药的”。另外，“当你去餐车的路上，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会故意撞上你”。当然更不能睬她，因为“那女人是个‘落翅仔’”。此外，加罗叔叔还强调：“从餐车返座的路上，你会经过吸烟室，那里有一台纸牌戏正在进行。打牌的三个中年人手指上都套着看来很值钱的戒指。他们会向你点头招呼，其中一个会邀你参加。告诉他们：你不大会讲英语。”

这个短短的故事后来的发展是：乡下青年碰到的查票员不是骗子，没有人向他敬麻药烟，美丽的女郎未曾出现，吸烟室里也没有人玩纸牌。倒是他自己向人敬了烟，主动向一位女郎搭讪，他甚至还发起了一场牌局，并且和途中结识的人们组成了四部合唱。“这次旅行十分愉快。”

这则非常之“欧·亨利”的小说里每句话都预言错了的加罗叔叔制造了小说的主要元素，激发了读者的期待；他才是小说真正的“作者”。这当然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是它令我永远难忘——初读它时我只有十六岁，满心期待着梅力克旅程中有些什么惊险的遭遇，当那份期待落空时，我才恍惚理解：这样的小说写的是我们的平凡。加罗叔叔也是平凡的小人物，只是有点儿不甘心而已。他离悲剧、宗教、传奇乃至于洞视语言荒谬性的思想者很远，可是他也有写小说的伟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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