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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用户友好中的风险（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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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台湾移民的儿子，我的父亲来美国是为了接受教育，而我的母亲却只有中学文凭。无论我今天拥有什么——满意的工作、良好的教育、挚爱的妻子，以及优秀的孩子，我都要感谢美国在文化融合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学家将会证实，美国经济的突飞猛进要得益于那些发挥自身潜力、实现自我梦想的外来移民。2016年11月9日，美国总统大选揭晓，就像数百万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反应一样，我问自己：美国是否不再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了。无论是希拉里或特朗普的选票数据，还是我读到的关于这些数据的报道，都没有特别好的答案。这些消息听起来都很空洞，因为并没有提出任何应对措施。后来，我读了一篇麦克斯·里德写的文章：《唐纳德·特朗普因脸书而胜出》。

我们知道里德的中心前提是正确的，脸书传播信息的程度不如它传播谣言的程度高。由于罗森斯坦因和珀尔曼发明的点赞按钮，以及它背后追踪的点赞的算法，我们的思想受到了束缚，只愿相信那些完全对我们胃口的消息。一篇误传教皇支持特朗普的帖子在脸书上分享了868000次，而揭穿这一谎言的帖子只转载了33000次。与真相相比，谎言更易传播。因为要想辨别真相，我们需要再去别的地方求证；与之相比，直接分享我们所相信的谎言岂不是更简单？正如一位同事所指出的，脸书创造了21世纪的莱维顿（Levittown）郊区城镇：在这里，多样性消失了，趋同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来自与我们想法完全相同的虚拟邻居。

还有比我们在西方看到的更糟糕的结果。脸书到底在2016年总统大选和脱欧公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美英两国的相关调查开始悄然进行。与此同时，缅甸的罗西亚人（穆斯林少数民族，几十年来一直遭受激进的佛教民族主义者的迫害）则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难。在缅甸，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像是某种讨厌的规律。然而，2017年，在6700多名罗西亚人死亡、354个村庄被烧毁、至少65万人被迫向西逃亡至孟加拉国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为其找到了新的导火索：脸书上传播的虚假消息。除了缅甸，斯里兰卡发生了反穆斯林骚乱；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存在暴民私刑，所有这些都被社交媒体火热炒作，频繁转发。

“我们并不是要把错误完全归咎于脸书。病菌是从我们这里产生的不假，但脸书是风，能把病菌带到别处，你明白吗？”一位斯里兰卡官员说。然而，脸书可比风猛多了，在它的作用下，瘟疫的传播距离要比任何人预见的都远。我们对他人的肯定存在原始需求，在此基础上的反馈要强大得多。（在此引用一个标题：“脸书前副总裁称，社交媒体正在用‘多巴胺驱动的反馈回路’破坏社会。”）脸书上曾经流传虚假谣言，斯里兰卡的一家药店向佛教徒顾客推销“阻育丸”。《纽约时报》对相关帖子进行了追踪之后表示：“脸书最重要的影响或许就是放大了部落主义的普遍倾向。这些帖子将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利用了用户的归属感，数量自然会越来越多。脸书的游戏界面鼓励用户参与，当用户获得点赞和回应时，它会提供刺激，让用户释放出令人兴奋的多巴胺，逐渐让用户沉迷于获得肯定的行为。由于其算法无意中给了用户消极的特权，那么最大的冲击无疑来自攻击局外者：对方球队、对方政党、少数民族。”

除此之外，人们走在大街上，可能会有不好的想法，但他们会受到公共场合规矩和习俗的制约。毕竟，社会是建立在鼓励某些行为、同时压制其他行为的基础之上——某些行为群体得到培育，其他行为群体受到约束。这是社会最基本的功能。相比之下，脸书这个公共平台更方便他们开骂。与现实中的公共场所不同，网上的极端行为会有点赞回应。由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反馈机制，人们会发现，脸书上有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发出的信号得到了加强。通过这种机制，原本可能只是私下表达的非主流观点，就可以变成大写的世界观。它不只是把我们封闭在“志同道合”的虚拟群体里，它对我们最糟糕的冲动给予的肯定反馈会让非主流看上去就像主流一样，你会觉得别人也会像你一样相信某件事。这样一来，原本你可能永远不会考虑的事情，现在成了你的所思所想。用户友好的设计让我们变成最糟糕的自己。放火太简单了，把易燃物引燃丢进柴堆即可。关于数码产品，我写过数千篇有关其设计的报道，也亲自设计过。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零阻力操作”十分纯粹，没有什么弊端，在科学、有效市场和可靠法律的保驾护航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但是，用户友好的设计世界真的是我们所能创造的最佳世界吗？

在选举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仍旧处于困惑之中，他们想知道，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这场竞赛中，他们的团队分析到底错得多么离谱。当时，新闻曝出特朗普花数百万美元雇用了一家神秘的数据科学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Analytica），助力其竞选前的一系列活动。但剑桥分析并不是始作俑者，该策略来自剑桥大学的年轻心理学家迈克尔·科辛斯基。

科辛斯基通常一副风险投资家的打扮：平整的卡其裤，里面塞着挺括的纽扣衬衫。（要不是衬衫掖起来，你一定会把他当成刚刚创业的毛头小子。）不过要是按照某种算法计算一下，他的头发乱度约为17.2%，他的胡子超过正常长度的10.9%。他老爱唱反调，是那种会问陌生人为什么愿意相信上帝的人。他把这样的性格归结于他在波兰的成长经历，在那里，全国上下都爱争论不休。他承认自己的不随和对职业生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让他变成了预言在线数据废气的“卡珊德拉”。

科辛斯基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和心理测验学硕士学位。该领域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类性格的所有复杂之处都可以归结为五大简单特征，首字母缩写词为“OCEAN”：开放性（openness）——愿意参与新的体验，责任心（consciousness）——追求完美，外倾性（extroversion）——与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宜人性（agreeableness）——为他人着想、善于合作，神经质（neuroticism）——容易产生不良情绪。这些特征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2012年，科辛斯基致力于创建这些测试的适应性版本，在这些版本中，问题可以根据已经给出的答案进行转换，从而变得更加简短高效。然后，科辛斯基和同事发现在网上进行测试会有更多人参与，于是他们在脸书上发布了“OCEAN”人格测试。它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回应。科辛斯基意识到，这里的数据与任何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它不仅揭露了回应者的性格特征，而且可以映射到他们在脸书上喜欢的东西，以及他们个人资料上显示的各项数据。科辛斯基回忆说：“我突然想到，只看数字足迹就可以了呀，何必还要测试呢？这样一来，通过完全自动的方式来了解一个人的个性就变得很容易了。”

结果令人震惊。只需要几十个点赞，科辛斯基的模型就能推测出一个人的种族，准确率高达95%；性取向和政治倾向性的准确率不相上下，分别为88%和85%；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是否吸烟、是否吸毒，甚至父母是否离异，也在模型的预测范围之内。然后情况就变得诡异起来。70个点赞就足能预测一个人的性格，比他（她）好朋友猜的还要准；而只要150个点赞，他（她）的父母也要感到惭愧了，比起网络预测来自己对孩子真是太不了解了；当点赞超过300时，你就可以预测出一个人连伴侣都不知道的偏好和个性中的细微之处了。2013年4月9日，科辛斯基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脸书的招聘人员给他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加入脸书的数据科学团队。再后来，他在查看邮件时发现脸书的律师向他提起了诉讼。

针对性格测试，脸书迅速做出了回应，允许将点赞设为仅自己可见，但是“魔鬼”还是从瓶子里逃了出来。科辛斯基的研究表明，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脸书上的点赞，你就能了解他的个性。如果你了解他们的个性，你就可以根据他们的愤怒、恐惧、动机或孤独来为他们量身推送信息。剑桥分析公司假借控股公司的名义与科辛斯基合作，这或许只是时间问题。科辛斯基拒绝了这一提议，然后惊讶地看到有报道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脸书投放政治广告，目的是激起精准目标受众的愤怒。到2016年，剑桥分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声称，该公司对美国几乎所有成年人进行了个性分析，数量达到2.2亿人。据估计，大选期间，该公司每天测试4万～5万个政治广告，以更好地了解什么能激励选民，或者让那些根本不喜欢特朗普的选民直接不参与投票。一次，特朗普阵营的数字特工声称，他们针对迈阿密海地社区的黑人选民发布了克林顿基金会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提供援助时涉嫌侵吞善款的信息。几个月后，记者们开始质疑剑桥分析的数据科学是否真像它宣称的那样先进。但毋庸置疑的是，剑桥分析所鼓吹的事情，脸书可以轻松做到。

的确，大选几个月后，从脸书澳大利亚分公司高管手中流出的一份文件显示，他们能在青少年感到“不安全”、“毫无价值”或“需要提升信心”时对其精确定位。脸书很快便否认自己拥有针对人们情绪状态实施目标锁定的工具。不过他们并不否认这有实现的可能。科辛斯基的研究成果引起公众一片哗然，成果表明，脸书的广告商在确定目标受众的时候，不必依赖粗略的个人信息数据，相反，凭借脸书数据的基本原理，它们可以根据用户的特定性格，即对带有恐惧、希望、慷慨或贪婪色彩的信息的特定反应来锁定目标。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依据对个人的假设，还可以依据对其实际的了解来改变一个人的体验，这在用户友好设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马克·扎克伯格总是借用人性化的设计语言来传达他的抱负，他说脸书通过“拉近世界的距离”让用户更加快乐、更为满足。然而，他创造的远不止这些：脸书能够准确地理解用户，这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斯金纳箱，一个以用户为中心但实际上对用户并不友好的引擎。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讽刺意味。当斯金纳发明了箱子来测试动物行为时，他认为如果你能通过投入和回报来引导动物行为，那么动物在箱内的生活就尽在掌握中了。然而，脸书可能恰恰产生了负面作用，因为它允许陌生人准确地预测我们是谁，而我们却无法知晓他们的动机。

消费技术的最终目标一直是对每个角落进行打磨和修饰，因此每个细节都非常简单，似乎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必然性”可以概括很多事情。在设计产品时，如果设计人员能预测到人们将如何很好地使用它们时，我们根本看不到其中的设计元素，这时，设计就是“必然”的。但是，让机器适应“人”的探索之路已经走得更远，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让机器符合大众的理想，而且希望让机器适应我们的个性和癖好。我们看到了嘉年华邮轮公司对海洋勋章的不懈努力，以及美国第一资本开发出的具有个性缺点的聊天机器人。但个性化定制的理念在两款产品中达到了巅峰：一是脸书，它围绕着各种虚拟连接和根据机器对我们的认知而推送的信息流，重塑了我们混乱的社交生活；二是智能手机，上面的一系列按键，越来越向着预测我们行为的方向去设计。

这些按钮简单易用，让我们欲罢不能，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复杂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控制事物运作的能力，我们无法将其分离开来，也没有能力质疑创造它们的假设。现代用户体验正在变成一个黑色的箱子。这是用户友好的一条铁律：某种体验越是天衣无缝，就越不可能透明。当各种设备为我们做决定时，它们也会把我们原本可能做出的决定变成纯粹的消费机会。一个交互即时、形式简单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缺乏更高层次的欲望和意图的世界，而这些欲望和意图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按键来解析。虽然消费会越来越容易，但表达我们真正的需求却越来越难。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脸书的关注，完全是因为它对社会产生了最为明显和深远的影响。但其他因开发用户友好型产品而颇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没有一家是无可指摘的。它们的产品外表光鲜，背后却隐藏着我们看不到的结果、成本和受众。在亚马逊的仓库里，为了维持生计，工人们有时会一连几天不工作，然后再连续12小时倒班，非常辛苦。苹果公司则让一块小小的屏幕囊括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脸书创造了可能。苹果实实在在地凝缩了我们的生活，并将其汇聚在越来越小的调色板上。与此同时，我们曾对脸书进行了带有惩罚色彩的重新审视。谷歌则逃过了此劫，但它也将我们看到的信息进行了整理，从而通过我们的浏览，对我们的世界观施加了无形的控制。

良好的用户体验设计总是依赖于有序的使用界面，通过清晰导航的直观逻辑，确保用户参与界面反馈，使其知晓想做的事情是否已经完成。但是，即使我们的选择是自由的，选择的过程依然具有争议。我们并不是同一个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我们当中有善良的天使，也有卑鄙的恶魔。设计假定的必然性逐渐演变为允许用户做出选择的必然性。当数据都被用来塑造我们面临的选择时，我们有理由发问：我们究竟在做谁的选择？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只看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成为机器所认定的样子，而从一开始机器并没有得到这种权力。

举个例子，我手机上的新闻推送认定我只对足球、特斯拉以及运动鞋感兴趣，因为几年前我随便点击过这方面的新闻。现在，面对这些内容的新闻推送，我别无选择，只能点击，这样一来，手机对我个人兴趣奇怪而有限的认定模型反而得到了强化。这种理解太狭隘了，整天浏览这样的信息真的很烦人，就像被愚蠢给模式化了一样。愚蠢的人永远看不到他错过的细节和微妙之处，愚蠢的人更没有智慧去关注从未考虑过的事情。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种刻板的认定模型不断放大，覆盖的东西越来越多——除了我们看到的新闻，还包括其他的方方面面，从我们交往的朋友到我们给孩子买的东西，那你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用户友好型的产品声称比我们还要了解自己，这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永远无法打破的假设。我们变成了斯金纳箱里的老鼠，只有一根可以按压的杠杆，所以我们就只能不停地去按，毕竟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还有一个问题是，数字产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就意味着自己做决定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个人电脑的强大力量和深远前景并非凭空而来，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要知道，一群像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这样的黑客能把机器拆开，再组装出更好的机器。但是，随着我们的机器设计越来越优雅，我们对机器的更新能力却远远跟不上。在智能手机上改变你的喜好预设很容易，但要做出完全不同的智能手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硅谷，最乐观的想法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能为手机编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市面上有这么多设计精美、能教孩子基础编程知识的产品。但为何编码仍然是重塑数字世界的障碍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加轻松地掌握某种算法，就像过去给私家车小修小补一样呢？

当然，我们使用的东西和使其运作的专业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就是用户友好的部分（或者说全部）含义。你不用知道脸书的运作原理就可以享受它带来的便利与乐趣。你不用知道智能手机的外观设计原则就能享用它的价值。这就是进步。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转，是因为我们把复杂的细节留给专业人士去解决；他们将自身所学，通过设计精巧、易于使用的产品传达给其他人。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曾就《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TheKnowledgeIllusion：WhyWeNeverThinkAlone）一书做过评论，该书的作者是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科尔伯特在评论中曾对上述理念做了总结：“这种无边无际的状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困惑状态）对于我们所认为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发明新工具，开创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未知领域；如果每个人都坚持了解未知，比如拿刀之前非得掌握金属加工原理不可，那么青铜时代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当涉及新技术时，无法完全理解也有其积极意义。”帮忙把生活中的配料加工成更美味、更令人愉悦的食物，这并不是坏事。为什么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应该更易获取呢？这代表着人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梦想。亨利·德雷夫斯认为设计提升等同于社会进步，他试图为新兴中产阶级留出更多的休闲时光，也是在为这一梦想做出努力。但有的时候，我们产品的运作方式又太过陌生，结果不再是我们使用产品，而是产品开始使用我们。

针对这一两难困境，认知心理学做出了最优雅的表述：自动化悖论。这一名称源于对飞机自动驾驶性能的研究。认知心理学的发起人之一就是最早倡导设计应以人为本的唐纳德·诺曼。在认知心理学家和人因工程学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下，飞行员和飞机之间的控制权转换越来越顺畅，不过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态势：随着飞机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飞行员自身的驾驶技术越来越差。当飞机发生故障或发生无法预见的情况时，他们的反应就不那么敏捷了。这样一来，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必然要提高，以弥补人类能力下降的问题。自动化悖论是指，自动化原本旨在实现人类能力的最大化，可实际上起到的却是削弱作用。实现自动化意味着增强人类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专注于大脑擅长活动的自由空间。而自动化悖论表明，机器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减少了很多麻烦，让一切变得更加简单，但与此同时，也让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都知道，通过精心设计，机器能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可一旦出现问题，自动化悖论就难免会被提起，比如自动驾驶汽车，由于它的发展，未来驾驶员的技术有可能糟糕至极。说到这儿，我想到另外一点。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用户友好悖论”：随着产品的易用性越来越强，其神秘度也越来越高；它们使我们的能力更加强大，能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加软弱犹豫，很难决定想做的事情是否真正值得。

如果你还记得报纸上的连环画，那就有可能记得《南希》（Nancy），该作品中的同名人物是一个胖乎乎的鬈发小女孩。你可能记不起这部漫画里的内容了，这都是设计好的。《南希》的作者厄尼·布什米勒试图淡化连环画里的所有内容：社会评论、内容连贯、人物塑造、情感深度等。相反，布什米勒想要的是“一蹴而就”，他想让连环画简单易读，好让你在决定喜欢它之前，就已经把它读完了。你有可能笑了，也有可能没笑，但你已经消费完了。

我们的消费对象真的是好东西吗？在这个问题上，用户友好的世界可能令人无言以对，令人崩溃。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追求工业化同理心，为了预测人们的需求，首先要了解他们是谁。但“人的需求”并不等同于便捷消费。只不过，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怀有二者雷同的假设。正如蒂姆·吴所写：“无论现在看起来多么平凡，这位将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伟人——便利——扮演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角色，通过节省时间、清除苦役，给我们带来了休闲的可能……”

“过去，修身养性是贵族的特权，而现在，便利使得普通百姓也享有这种自由。因此，便利可谓最伟大的天平。”

然而，这种平等中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亨利·德雷夫斯及其同僚并不认为便利本身会赋予我们更大的意义。我们得自己找到那个意义才行。用户友好的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这种服务，这应该不足为奇。不过自动化悖论让我们大体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在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防止人类技能衰退的解决方案是：关键步骤让人类来操作和控制，以训练他们的基本技能。解决用户友好悖论的方法也是类似的。我们的机器必须忠于我们的更高价值，而不是漫不经心地缓慢推进。

“用户友好就是尊重用户的渴望。”贾斯汀·罗森斯泰因说。我们当时花了一个小时讨论脸书的点赞按钮是如何产生的。“但渴望是有等级的：想吃芝士汉堡是一种渴望，但其背后还有更高层次的渴望，那就是保持长久的健康快乐。”他指出，马斯洛认为，我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各个层次按序排列，相互补充。满足了较低层次的渴望，我们才会自由地思考较高层次的渴望。不过罗森斯泰因也对此提出了疑问：“如果你的大脑皮层和大脑边缘系统发出完全不一致的需求怎么办？我们拥有单一自我的体验，但在器质层面，我们是一个整体。有些部分是旧的，有些部分是新的，它们相互意见不一致也很正常。”因此，想查看脸书通知和想好好利用时间是有区别的。“人们过去常常取笑那些对黑莓手机成瘾的商人，然后iPhone问世，所有人都突然对它上瘾了。如果你问别人，‘你对自己和手机之间的关系满意吗？’我敢说，他们一定不会说满意。当然，电子邮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你对用户过于友好，他们随时想要什么就给什么，那么你就无法友好地帮他们实现最高层次的需求。”

现在，设计师不得不面对一种可能，即用户友好的特点会将后期影响抽象化，从而让我们根本看不到结果，这是非常可怕的。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曾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引发了设计行业对技术上瘾的争论。罗森斯泰因与哈里斯，以及科技界的其他知名人士共同创立了“人文科技中心”，呼吁人们对技术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至于创作者本身，用户体验设计师艾伦·库珀则倡导在设计中纳入他所谓的“元祖思维”（ancestorthinking）：设计师不仅要考虑产品的可行性，还要考虑它的深层次含义。对于工业化同理心的发展历程和用户友好型设计的根本原则，上一代人必须先将其编辑整理，纳入体系，然后再教育传播。而库珀呼吁一种新的工作方式，给予未来应对当前的特权，同时鼓励我们留心可能从没注意到的潜在影响。事实上，人们一直在努力培养这样的品质，但从未成功。一是所谓的“未来之轮”（FuturesWheel），根据我们想要创造的未来，确立我们的发明目标。显然，该方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硅谷还未进入繁荣期，美国正经历能源危机，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告诫国人暖气开小一点，在室内穿上毛衣。如果“未来之轮”不仅关注用户想要什么，而且关注用户可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用户可能想要创建什么样的世界，那它就属于工业同理心的层面。这个世界似乎近在咫尺。比方说，脸书平均每月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取2～4美元，这让人非常吃惊。如果我们最终考虑到成本，做出其他选择，可能性有多大？美国人十分乐意多花一半的钱去买有机食品，但愿意花多少钱购买能让我们安心的（互联网）产品，更不用说是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我第一次听说“未来之轮”其实是在一次人工智能的设计大会上。在我看来，要求设计师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设计的作品，从而影响数十亿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似乎过于困难。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任职于全球规模的科技公司，你会惊讶于少数个人的控制力有多大。即使苹果的iOS或谷歌的Assistant等产品需要数千人来打造，但并不是说让数千名设计师、工程师来定义这些产品的未来。产品先期的假设是由少数人精心设计的，而这些人所持有的想法，比如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有些东西是否经过了更加深远的思考，等等，都非常重要。少数人的意图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相信这一点的并非只有那些行业菜鸟或技术大咖。

当我拜访迈克尔·科辛斯基时，他向我展示了如何利用脸书来操控用户的情绪。他的办公室很干净，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痕迹，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他买的一幅画，背景是一名身穿防暴装备的士兵，前景是一名抗议者的背影，他的后口袋上有脸书标志里的“f”。他的左手弯曲着，这让我想起了米开朗琪罗的著名作品《大卫》，以及大卫在战场上看到歌利亚时手握甩石机弦的样子。我告诉科辛斯基，想不到他会买这样一幅画。

科辛斯基解释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他出生时正值波兰的关键性时刻。1981年，为了镇压团结工会，波兰实施了戒严和宵禁。百姓晚上不能出门，波兰的人口出生率迅速增长。科辛斯基就是所谓的团结工会儿童之一：在他入学之前，学前班有15个孩子。他上学时班里有32个，再过一年人数就达到60个了。科辛斯基小学毕业的时候，波兰已经从铁幕背后走了出来，在新自由的映衬下发出闪耀的光芒。“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好。”他回忆道，“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条李维斯牛仔裤，我记得第一次尝香蕉的味道，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水果。”他十几岁时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网吧，当时赚的钱比他父亲一辈子赚得都多。科辛斯基说：“我确实经常关注负面因素。但归根结底，是技术赋予了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的能力。”由于某些不良态势日益严峻，这听起来可能像是纯粹的信仰。但只要我们找对了方向，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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