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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趋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和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唾沫。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外地来京人员”假如做餐饮，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让大家吃着放心。这样说话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在议这样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给“外地来京人员”一个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参加议论，连细节都议出来了：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让大家住着放心。房间虽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扫；个人的物品有处寄放；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各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来——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这种地方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不光是奢华糜费，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对此颇有心得，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过简朴的生活，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嘛。……还有朋友说，这个标准太低。还该有各种训练班，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当然，这就更好了。可以想见，“外地来京人员”到了这里，体会到清洁、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这件事从去年六月议起，还在务虚，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朋友里还有人说，这个寄宿舍应该赢利。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说这些事，也该有点好处。我听了觉得不大对劲，就不再参加议论。本文的主旨是说，做餐饮的人要像君子一样行事，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我恐怕自己是说漏了嘴。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富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这话穷人肯定不爱听——我们穷就够倒霉的了，还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又是什么。我本人过够了苦日子，到现在也不富裕，按说该有一个穷人的立场，但我总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贫穷的确是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感召力。

我现在住在一楼，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师傅，所以有机会对一种生活方式作一番抵近的观察：这位老先生七十多岁了，是农村出来的，年轻时肯定受过穷，老了以后，这种生活又在他身上复苏了。每天早上五点，他准要起来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个遍，把所有的烂纸捡到他门前——也就是我的窗前。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飞舞着大量的苍蝇。住在垃圾场里，可算是个标准穷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这位师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恋着这堆垃圾，拨拉拨拉东，拨拉拨拉西，看样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些破烂卖出去。我的屋里气味很坏，但还不全是因为这些垃圾。老师傅还在门前种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攒起来，经过发酵浇在地里。每回他浇过了韭菜，我就要害结膜炎。二十年前我在农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辆运氨水的车，熏得我头发都立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闻到过这么浓烈的骚味。这位老先生捡了一大堆废纸板，不停地往纸板里浇水——纸板吸了水会压秤。但据我所见，这些纸板有一部分很快就变成了霉菌……我倒希望它长点蘑菇，蘑菇的气味好闻些，但它就是不长。我觉得这位师傅没穷到非捡垃圾不可的地步，劝他别捡了，但他就是不听。现在我也不劝了。不但如此，我见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以前我没这种毛病。

我知道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现在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没人喜欢挨饿受冻——谁能说饥饿是生活方式呢。但这只是贫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穷的生活也有丰富的细节，令人神往。就拿我这位邻居来说，这些细节是我们院里的五六十座垃圾箱。他去访问之前，垃圾都在箱里，去过之后，就全到了外面，别人对此很是讨厌；常有人来门前说他，他答之以暧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纸板不全是从垃圾里捡来的。有些是别人放在楼道里的纸箱，人家还要呢，也被他弄了来。物主追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他也傻笑上一通。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捡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罗素先生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回收废旧物资是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这么扒拉着捡恐怕是不对的。捡回来还要往里加水，这肯定是种欺诈行为。我很看不惯，决心要想出一种方法，揭穿这种欺骗。我原是学理科的，马上就想出了一种：用两根金属探针往废纸里一插，用一个摇表测废纸的电阻。如果掺了水，电阻必然要降低，然后就被测了出来。我就这么告诉邻居。他告诉我说，有人这么测来着。但他不怕，掺不了水，就往里面夹砖头。摇表测不出砖头来，就得用x光机。废品收购站总不能有医院放she科的设备吧？……

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场。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尿，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贻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话虽如此说，波美和他的外号曾给插友们带来了很多乐趣。

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须尊重。就我们谈的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解释不对。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所以，我觉得总要想出些办法，别和垃圾、大粪直接打交道才对。与王朔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有些作品里带点乌迪·艾伦的风格，这是我喜欢的。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话，这就没法喜欢。总的来说，他是有艺术成就的，而且还不小；当然，和乌迪·艾伦的成就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现在他受到一些压力，说他的作品没有表达真善美，不够崇高等等。对此我倒有点看法。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艺术的标准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是不同的。以美国的标准为例，到了欧洲就会被视为浅薄。我知道美国有部格调高尚的片子，说上帝本人来到了美国，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老人，到处去助人为乐；听见别人顺嘴溜出一句：感谢上帝……就接上一句：不客气！相信这个故事能使读者联想到一些国产片。这种片子叫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看了，一定会觉得浅薄。法国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是：除了乌迪·艾伦的电影，其它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一些优秀的欧洲电影，美国人却没有看过。比方说，我小时看过一些极出色的意大利电影，如《罗马十一时》之类，美国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为此我请教过意大利人，他们皱着鼻子说道：美国人看我们的电影？他们看不懂！把知识分子扣除在外，仅就一般老百姓而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文化上有些差异：欧洲、尤其是南欧的老百姓喜欢深刻的东西，美国人喜欢浅薄的东西；这一点连后者自己也是承认的。这种区别是因为欧洲有历史，美国没有历史所致。

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对艺术的认识也有深浅的不同。假定你有深刻的认识，对浅薄的艺术就会视为庸俗──这正是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现在来谈谈我们中国人民是哪一种人。我毫不怀疑，因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这一点连自以为深奥的欧洲人也是承认和佩服的。我在国外时，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件事：美籍华人建筑师贝先生主持了卢浮宫改造工程；法国人不服，有人说：美国人有什么文化？凭什么来动我们的卢浮宫？对此，贝先生从容答道：我有文化，我是中国人哪；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顺便说说，乌迪·艾伦的电影，充满了机智、反讽，在美国电影里是绝无仅有的。这也难怪，他虽是美国籍，却是犹太人，犹太文化当然不能小看。他的电影，能搞到手的我都看过，我觉得他不坏；但对我来说，还略嫌浅薄。略嫌浅薄的原因除中华文化比犹太文化历史悠久之外，还有别的。这也难怪，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不过百万，作为观众为数太少；他也只能迁就一下一般浅薄的美国观众。正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有历史、有文化、很深刻，想在中国搞出正面讴歌的作品可不容易啊；无论是美国导演还是欧洲导演，哪怕是犹太导演，对我们来说，都太浅薄。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在我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份的。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的创作集体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对于上述圈子里的多数派，我有这样一种意见：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的一般见识，比之先辈老先生们，不唯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为了防止激起众怒，我要声明：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出现，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美誉。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只会把“崇高”之类的名词径直讲出口来，也不怕直露。当然，大家不乏讴歌主旋律的决心，但能力，或者干脆说是才能，始终是个主要问题。多数的影视作品善良的创作动机是不容怀疑的，但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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