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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没有人能守住这扇大门。因为每个人都有兄弟子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也都想在官场中培植亲信，建立网络，发展私人关系，就连皇帝也不例外。结果是官僚集团无法遏制地膨胀起来。其实真正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取消官员的特权，使官员们和士农工商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让人觉得当官还不如经商治学，从事生产。但这显然是帝国不愿也不能的。无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裁员、定编、撤并机构之类的做法，只能是扬汤止沸，甚至火上浇油。历代王朝的精兵简政没有一次成功，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官僚机构的膨胀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也增加了统治的成本。这不仅因为要增加办公经费和官员俸禄，还因为它会造成机构和官员职权不清，职责不明，相互推诿，彼此攻击，来回扯皮，也会造成朝令夕改或政出多门，让下面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都是官场上常见之事。其所以然者，除制度本身的弊病外，内讧与党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政见、主张、观点、看法，甚至由于出身、资历、部门、籍贯的不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官员们常常会形成不同的派系，在朝廷里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就不但会造成国家机器的运转失灵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毒化环境毒化心灵。

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即官僚机构越是臃肿，官僚集团越是庞大，推诿、扯皮、内讧和党争就越是严重。这也并不奇怪。僧多了，粥自然就少了，不争不夺，怎么行？问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此则往往听之任之，甚至暗中鼓励，以为这是垄断权力、控制官员、保持平衡的有效手段，却不知这其实是饮鸩止渴。

官僚机构的膨胀也加大了监督的困难，而当腐败成为风气时，越监督只能越腐败。因为不但反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规避法律逃脱惩罚的成本也增加了。这就只能逼得贪官污吏们加大腐败的力度，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来寻求保护，甚至赎买帝国的监督权。这就是另一种&ot;税外加费&ot;了，民众也将更加不堪盘剥。谁都知道，一般地说，一只狼的胃总是有限的。但如果它还要替其他的狼来吃，而且这&ot;其他的狼&ot;还没有一个准数，那么，羊的命运会是怎样，大约也就不难想象吧！

实际上，帝国对官员的控制并不能遏制他们追求代理人私利的欲望，也不能遏制腐败，反倒只会使其变本加厉。因为帝国唯一能够挥舞的指挥棒，就是官位和官职。为了在争权夺利的官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官员们不得不花钱去疏通关系，买通权贵，沟通信息，编织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这些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可以帮助他们猎取更高的职位，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些职位和利益，又有助于他们编织更大的关系网、保护网和信息网。这是一个滚雪球似的没有止境的过程。而且，即便一个赚得满盆满罐的利益集团垮台了，立即就会有新的利益集团来填补空白，并以加倍的疯狂来猎取和攫取他们前任曾经获得的一切，直至帝国的大厦在某种外来力量的轻轻一击之下轰然倒塌。帝国不得不依仗的官僚集团，就这样成了它的掘墓人。

成也官僚败也官僚，这也许就是帝国的宿命？

第五章内在矛盾一天下为公

帝国的制度是由帝国的性质决定的。

帝国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说是&ot;天下为公&ot;。柳宗元《封建论》说，汤武封建&ot;非公之大者也&ot;，因为那是&ot;不得已&ot;。商汤时，诸侯三千（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帮助汤王战胜夏桀。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废了？当然不能（汤不得而废）。周武时，诸侯八百（其实多半不过是些部落国家），帮助武王战胜殷纣。胜利之后，难道能把他们也改了？当然也不能（武王不得而易）。但是说到底，这种&ot;不得已&ot;，也是因为有私心--既&ot;私其力于己也&ot;（有功劳），又&ot;私其卫于子孙也&ot;（有指望），因此&ot;非公之大者&ot;。

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帝国制）则不同。就其制度而言，是&ot;公&ot;（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就其目的而言，是&ot;私&ot;（其情私也），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作威作福（私其一己之威也），并把天下人都当作自己的奴仆（私其尽臣畜于我也）。这样说来，秦制度也只能算是&ot;半公半私&ot;。但柳宗元认为，不管怎么说，从秦代开始就天下为公了（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于是我们要问：是这样吗？

不可否认，郡县制的帝国确实具有&ot;公天下&ot;的性质或意味。这种性质或意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源的&ot;国有制&ot;、管理的&ot;集权制&ot;和官员的&ot;任命制&ot;。所谓&ot;溥天之下，莫非王土&ot;，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封建于诸侯），这就是资源国有；&ot;率土之滨，莫非王臣&ot;，也是直到帝国时代才真正实现的（邦国则分权于诸侯），这就是管理集权。资源国有，管理集权，也就&ot;一大二公&ot;--集天下资源于一体，是为大；收天下权力于一统，是为公。&ot;一大二公&ot;的好处，是便于调动和集中人力物力，在诸如兴修水利、抗击天灾、抵御外敌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长城这样的国防工程，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阿房宫这样的建筑工程，都兴建在帝国和准帝国时代，绝非偶然。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官员的&ot;任命制&ot;，因为这正是帝国区别于邦国、体现其&ot;公天下&ot;性质或意味的紧要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家制度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的意义，是开始实行世袭制，国家由此诞生。辛亥革命的意义，则是彻底废除世袭制，国家走向共和。可见世袭与否，至关紧要。然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帝国是模棱两可的。秦灭六国，废封建，立郡县的结果，是国家元首依然世袭，政府官员不再世袭，即&ot;皇帝世袭，官员任命&ot;。皇帝世袭，仍是&ot;天下为家&ot;；但官员任命，却又分明有点&ot;天下为公&ot;的性质或意味。

这一变化，又与前面所说资源的&ot;国有制&ot;和管理的&ot;集权制&ot;有关。因为资源一旦国有，就好像是&ot;公家&ot;的了；权力一旦集中，也好像是&ot;公共&ot;的了。这种感觉，可以通过与邦国的比较得出。邦国时代的制度是什么呢？家有。天下是天子家族的，国是诸侯家族的，家是大夫家族的，这就叫&ot;家族所有制&ot;（家有制），即&ot;天下为家&ot;。资源（产权）既然家有，统治（治权）自然也归家族，公权力便可以&ot;传子不传贤&ot;。这就是&ot;世袭&ot;，即&ot;家天下&ot;。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由家而国，世代相传，君是家长，臣是家人，因此不必任命。&ot;家&ot;搞得怎么样（齐家），是家长（大夫）的事，不用国君操心；&ot;国&ot;搞得怎么样（治国），则是国君（诸侯）的事，也不用天子操心，甚至管不着，因此不必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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