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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1章 史铁生的日子（第1页）

“史铁生作品全编（..）”！

从死中看生

夏榆[1]：在您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您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到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去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夏榆：您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您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您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因为死后的事是不可证实的，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人们忌讳谈这个。忌讳谈死，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一半，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没有对死的想法的时候，对生的想法也会差得很多。古人说：不知生，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他深怀恐惧。

夏榆：残疾和磨难使您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古今中外多少大师、哲人，未必都经历过多少大苦大难吧？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缘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夏榆：您透析以后的情况怎么样？透析使身体好转吗？

史铁生：我得的两个病都是终身制的。到现在我透析已经是第九年了。透析就是一个星期三次，一次四个半小时，为什么这么频繁，这么长时间？不透析时间的所有吃的喝的那些水分全存在身体里，而肾完全不工作。肾坏了，就算毒素你能抗得住，几天的积水你就抗不住。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渴，因为他不能敞开喝水，被限制尽量少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我要脱去三公斤水，有的人控制不好，随意喝的话，能透出五六公斤水，在四个半小时之内从人体里拽出那么多水，人就受不住。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它把你的营养也透走了。透析器就是一个筛子，就那么大的眼儿，同样大的分子全被透走，好坏不管，所以就缺乏营养，饿，透到一半的时候很饿，有时候就会虚脱抽筋。透完以后很疲劳、乏力、饥饿，回到家以后要先吃，吃完就睡，休息一宿，这样才能缓过神来。

夏榆：频繁地透析对您的心理和精神有负面影响吗？

史铁生：透析是救命的，你不透不行。没有透析像我们这个就是绝症，它比癌症还绝。癌还可以做手术，有的癌还可以好。肾坏了，就不工作了，你没有替代的办法就是憋死。所以过去的尿毒症就是绝症，有了透析之后这种病才可以缓解。在中国透析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有，开始的时候很简陋，人即使是透析之后也只能多活几个月。到九十年代国内透析技术才完善起来，促红素也开始发明出来，促红素是给人体增加红血球的药物。肾坏了的人都贫血，透析的人贫血更甚，没有促红素，人永远处于一种贫血状态，那就休想干事了。我一直说命运对我不错，我的肾坏了，但是我坚持了十八年，坚持到透析技术完善了，我的肾才彻底衰竭，这时候我倒是可以靠透析活命了。促红素的发明也能帮助我提高身体内的红血球的生长，可以让我有一点精力做事情，没有这些，就完了。

透析本身对身体和精神并没有太大痛苦，透析的痛苦在透析之外，透析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有并发症、骨头疼等问题。

夏榆：看到您描述透析室的情景，您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您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目前医疗突出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说俗了就是有钱你就能活，没钱你就不能活。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有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

说到伦理，我觉得，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疗已经提出了一个严峻的伦理问题。比如说，凭现在的，尤其是未来的医疗水平，要想让一个比如说晚期的绝症患者维持心跳、维持呼吸、维持成植物人，并且维持很多年，都并不难。难就难在费用，要有很高的经济投入才行。这样的话，后果很可能是：少数人，花很多很多钱在那儿植物着，而更多的人却可能因为一些并不难治的疾病而夭折。因为社会财富总归是有限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就这样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残疾与爱情

夏榆：疾病和磨难几乎成为您人生的功课。现在轮椅对您来说还是障碍和隔绝吗？

史铁生：轮椅，我用坏了好几辆。最早的轮椅是我爸搞了一点破铁管去外边一个什么五金综合修理部焊的，那时候国内根本就没有折叠式轮椅。后来是《丑小鸭》编辑部送我一辆真正的折叠轮椅，那辆也用坏了，后来还用坏过一辆。透析之后我没力气了，就有了现在这辆电动式轮椅。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接受它了，就习惯它了。别人用腿走路，你用轮子走路，这个事情就算结束了，有时候你就不会意识到它，但是你需要上台阶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接近存在主义。我经常走在马路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我把轮椅给忘了，自然而然就忘了，但要碰到台阶你上不去，你要找人抬，你就想起来了。假定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无障碍了，我想这事真忘了。你看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没有障碍了，到厨房去，到卫生间没什么问题。

你说轮椅有什么问题，轮椅没有大问题。问题更大的是肾，它剥夺了我的精力。轮椅剥夺了我的走路，但是我能走的话它就不是问题。肾剥夺了我的精力，我经常感觉精力不够。

夏榆：陈村形容您的思想和文字是安详而明净，温暖而宽厚，我想知道的是，您的安详的力量来自何处？

史铁生：他在鼓励我。陈村的自由和潇洒一直都在鼓励着我。其实呢，只能说我比过去镇静了一点。虽然常常还是不免焦躁，但不会延续太久。很多事，换个角度去看它，可能另有意味。

夏榆：您现在每天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终年的疾病缠绕中您怎么能使写作成为可能？

史铁生：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三天透析，只有四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四天里也只有四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因为你去掉三天，这四天还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所以我现在不参加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有人说我吝啬，其实是因为我的有效时间太少了。写《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三年的时间里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么都不做，实际上说是写了三年，三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时间。再要去掉一半，三年的下午。所以三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来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夏榆：在开始一次新的漫长的写作之旅前，您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吗？

史铁生：在我试图写一篇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作品前，我总要下决心，下什么样的决心呢？下一个失败的决心，而不是下一个成功的决心。因为既然是写疑难，那就一定是相当疑难的，我不能保证准能写好。成功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你只对你自己负责，只能对失败负责，不能老去想成功的事，否则那么大压力还怎么写？对我来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提问，你给自己回答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意别人承认你吗？我说写作更多的是私人的事件。有两个事件是特别私人化的，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爱情。你去爱一个人，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别人怎么说你就放弃，别人怎么说你就会追求？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恋爱者。我觉得写作和恋爱特别相近。它们都是个人的疑难，你别跟人商量，它没有商量。

夏榆：在您的书里您书写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灵魂的事》都能看到同样的爱情事件，您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没有因为疾病和磨难止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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