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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子，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孩子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共同去过一次公园。也是春天，他让儿子骑在肩上，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惊慌。一岁的孩子没有记忆，这次在医院院子里将成为最后的也是惟一的和爸爸一起“春游”的记忆。

那以后没几天是他的生日，我曾和儿子商量着买一台小电视作为生日礼物，他坚决反对，我只好作罢，只买了红色的菊花带儿子去看他。接过花他掉泪了。以前我从没买过花给他，知道他不喜欢插在瓶子里的花，有时朋友买了花他会让我带回家。只有一次，我的同学王艾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带来的野花他很喜欢。这次他很高兴，连连说好，亲手插在罐头瓶里不断地摆弄。

第六天那束花枯萎了，叶子发黄，花瓣也干得卷曲了，一副凋零残败的样子。第七天清晨我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一天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那一刻人们正迎着阳光从樱花旁匆匆走过，不管是面带微笑，还是心存烦恼，每个人都拥有那一刻那一天。而他却死了。他属狗，他死于他的本命年；那天是他生日（后来他的母亲说，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廿五日才是他真正的生日），他死于他的生日——该把这看成是偶然还是必然？

没有一份遗嘱，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个告别的手势，没有一个会意的表情，虽然已捱过了阴曹地府似的漫漫长夜，但他还不想远离年迈的母亲，远离幼小的儿子，远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以全部的善意爱着、恨着的一切，他还没有做好上路前的准备，还没拿定主意与上帝和解——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他去世不久，我生过一场病，高烧时觉得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被抛来抛去，无遮无拦、无依无靠。恍惚中，我梦到他死而复活，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死，他已经一百天没吃饭，他吵着要回家……我想，在最后的时刻他一定也是这样被抛来抛去的，无遮无拦、无依无靠……那天，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没有脉搏。我为他擦身、刮脸、换衣服。拉着他那由红变白变成灰白，像蜡烛一样半透明的手——我是多么熟悉这双手呀，苍白、干燥，骨骼和经络清晰可见，不只因为重病期间他虚弱得常需要抚摸着手臂才能入睡，从十年以前我生病他把毛巾敷在我额头上的时候开始，从他为我病重的父亲翻身、换衣服的时候开始，那时我们还不是夫妻，但我已熟悉这双手，并且自以为已熟悉他整个人——独自一人时，我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他紧闭着倨傲的双唇，雪白的被单下几乎看不出他的身形……

他是否呼唤着我的名字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是否想亲口对我说出他一生都没来得及说的话……我相信，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如果我在场，哪怕他已奄奄一息，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能如愿以偿。或许他的声音微弱得让别人听不清，但我能听清。

几年来，我常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沙漠中的旅人，用近乎自我欣赏的目光，自作多情地看着一个落寞、孤独而又自信的女人，在最美好的季节里凋敝。她无时无刻不在破碎，不在七零八落，不在死亡。她以全部身心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能在共同的自我毁灭中达到完美，在创造自身中得到升华。事实上，这是我仅有的心事，这是我惟一的隐私。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近情理，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意义，甚至超过死亡本身……

没有人比他更加深谙无言之美好之深刻之高妙，对一个视沉默如金的人来说，什么都不说比说什么都更好。

但那不是沉默。他死了！不是瘫痪，不是失明，不是变聋变哑，而是彻底地结束生命。作为他的妻子，我无法跨越他死时我不在场这一事实。五月，对一个满怀期待的女人来说，将不止是遗憾，而是永远的无底深渊……

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年恍若隔世。以前我曾经感受过一个人死亡或离去对于活着和留下的人的意味，我觉得那是一片空虚，生活很快会把它填满。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绝不是一个数量概念。失去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意味着失去全部——死亡，使你感到生命是如此充实而生动；有时候我又觉得这一年仿佛只是一瞬，我并没因为少了病人的拖累而感到轻松许多，日子依旧过得草率而匆忙。容不得去一味地沉湎和回顾。有时，我和儿子晚饭后闲聊，本来挺开心的，他会突然出现，好像就坐在桌边，一只手托着腮，得意地欣赏着已经能够高谈阔论的儿子。这时候我会竭力说服自己：有没有父亲并不能决定一个孩子是否幸福是否成功，他照样会一天天长大，和所有的人一样上学工作娶妻生子——活着，却会使你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而虚无。

我曾经以为，死亡使我懂得了生命和爱。但是当我牵着我幼小的儿子站在丈夫的遗体前、陵墓前，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切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

时间并不能淡化一切。事实上，一个曾经占据过你生活的人不是别的，他是你的蓝天，你的阳光，你的空气。一旦失去，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可以弥补。他将覆盖着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一九九五年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２

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我是他的妻子，我必须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

还记得那个张护士长，一个长得很秀气看起来很幸福的小女人。有一次她神秘地问我：“是不是结婚之前他瞒了你？”　我吃惊地问：“瞒了什么？”“他的病呀。”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想，会认为身体不好是爱情的障碍，更是婚姻的障碍。

他病的第一年我几乎没上班，有一次偶然回单位，校对科的一个女同事塞给我一百元钱，她哭着告诉我她弟弟的故事：弟弟一年前患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三个月后妻子就丢下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出走外地娘家，弟弟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便去世了。她说：“如果我弟妹有你的四分之一，我弟弟就不会死，起码不会死得这样快。”她赞赏我，也是在激励我。我触景生情，流着泪收下了她的钱。我想，我不会像她的弟妹一样，丢下丈夫出走。可是，为什么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是多少？我只知道我会尽全力，不会偷一点儿懒，我不会放弃哪怕一点点儿希望。我不知道，我的全力一定比别人的四分之一更有价值吗？

他去世以后，有人曾说，我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他病情最初恶化的时候，我不应该全力主张使用价格昂贵的静脉高营养，不应该说服医院最好的医生做了两次最终失败的手术。我挽留了他的生命，但是却让他承受了痛苦！

如今我已经不能问他，如果当初就清楚，长达几年的治疗只是一个缓刑判决，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也不能假设，如果我没有跑到协和医院，带回一个静脉高营养的方案，恶性肿瘤的诊断也没有被推翻，我会不会因为没有信心就接受了那个判决？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可怕的六月的夜晚。他在急诊室的楼道里已经躺了三天两夜，但是医院武断地认定他是晚期癌症，仍然拒绝收他住院。周末的下午，医院行政大楼的门锁了，我疲弱得两只手抓着铁门，真是走投无路。而病人发着39度高烧，血压降到了40mmHg。打了许多电话，傍晚，救护车终于把他送进了当时北京设备最好的医院，终于把他安顿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不记得我曾经有过那么深的睡眠，凌晨，电话响了十几分钟我居然一点儿没听见。老范从二十一层楼上跑到一楼，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医院，看到他因为肠瘘而把肚皮烂穿的惨状。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姓刘的医生。仅仅十天，因为营养流失并且无法通过静脉补充，他已经虚弱不堪，我缠着医生问：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医生反问我：你都看到了，还用问我吗？好像我偷偷放在他家茶几上的钱和墙角的一大包进口烟酒真的被他扔进垃圾箱里了似的。第二天，我从协和医院的专家那里，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静脉高营养”这个医学术语，然后躲过主治医生，请出了副院长，安排了单人病房和静脉高营养治疗。又几经辗转，神奇地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的病理切片，经过三个医院的会诊，推翻了晚期肿瘤的诊断。我像一个侦探，在病房，在电梯间，在办公室门口，一次次与副院长“巧遇”，递上一封封长长的信，说服他操刀手术。但是，我没想到，手术之前必须先尝试保守治疗，看看那个瘘有没有可能自动愈合。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忙，需要等着他从欧洲、从美国出访归来，等着一个个国际的、国内的会议散场，等着他从外国的、中国的重要人物的手术的间隙抽出时间。

我们以怎样的耐心捱过了那漫长的五个月啊！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们开始盼望第二次手术。我们都看好那个一谈手术眼睛就发亮的陈大夫。为了摆脱姓刘的主治医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办了出院手续，那意味着必须交齐全部费用，还得筹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我会泪流满面，但是当时我却从不为这种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难题太多了，我习惯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没有时间来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地给自己洗洗脸。有一次为了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认真地用肥皂和热水洗过之后，火辣辣地烧得疼，才知道原来脸已经皴了。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没时间自哀自怜，甚至没有时间感觉因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疼痛。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开始恢复，腿已经不是每天疼了，偶尔疼时反倒觉出痛苦。看着别人跑几步就能赶上进站的汽车，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的腿不疼！回过头来想，原来我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疼曾经是我的常态，疼得寸步难行，疼得无法从沙发挪到床边才是我的偶尔。

一个为我打抱不平的熟人说：你丈夫太自私了，知道你这么难，他应该主动提出安乐死。这话让我震惊！中国人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安乐死”这个绝妙的词汇是件好事，但以为安乐死就是推卸责任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钱治病的，生了病没有人照顾的，家属或者单位不愿意出钱的，都以“安乐死”的名义置于死地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善恶冷暖可言？除了死是实在的，病人的安乐又从何而来？

但是，“本来可以不做”　的说法还是和我纠缠。

我是在为自己受过的苦而后悔吗？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都是极其自然的。世上没有一杆称得出感情斤两的秤。法律、舆论、海誓山盟，规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为谁或者不为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里，它的法码始终只可能在心里。

那么，我是在为他所受过的苦而惋惜？

我一直以为，我天经地义地有权为他做生的选择，而无权为他做死的决定。多少人都曾经说过这话：与其这么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样的苦才值得与生命做交换来免除它呢？苦的尽头又在哪里？我没办法设身处地地想。在《永远的五月》里我写过，他发着高烧一声不吭，毛衣针般粗细的针头插进前胸他还是一声不吭……如果能够预见到结果，他还会情愿受这份苦吗？能不能说，因为想活，才不怕苦？或者，能不能反过来说，连死都不怕，还怕受苦？而事实上，生命有生命的尊严，死亡有死亡的尊严。它们并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尊严，人还有别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第二天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惟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他病的时候，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那时的事情他现在大多都不记得了。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抚，他总是没有精神，还总是插着管子，这让小孩子觉得害怕。但他记得：每次到医院去，爸爸总是把随身听的耳机给他戴上，耳机总是太大，从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孩子，并且开始搜集父亲当年喜爱的音乐。他还记得：他为爸爸推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去晒太阳，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爸爸说：“娃娃，你看，那儿有一条鱼，等爸爸病好了，给你捞了放在小瓶里带回家……”他也记得，在告别会上，有一个叔叔把他抱起来，抱得那么紧，他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在死的延迟中，我们的儿子从三岁长到了六岁。他感觉到了父亲的注视，虽然记忆有限，但那成为他能够和我谈论他的父亲的仅有的话题，也是今后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谈论父亲的仅有的话题。我相信，这对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３

然而，不放弃，是一回事；坚持，却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这几年里，我们的困境始终是钱。我不是特别节俭的人，我知道好东西要用多的钱买，你喜欢吃涮羊肉，我总是买最贵的，有时候价钱能够相差一倍，我也从来不算计。朋友们来做客，我总是把酒和菜准备得过量还总怕不够。你比我节俭，但比我更不在乎钱，你会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学，然后再把平日节省下来的借给朋友。但是这些都是小钱，我们需要的是大钱，而且是计算不出数目的大钱。

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相当于全厂其他人医药费的总合，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二十四小时分成三班，一班八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八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我通过朋友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递信，反反复复好几次批示，上级公司拨了五万元。这点儿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后怎么办？我不敢想。可还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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